《说点您不知道的》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393274655】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第一部分 　　我亲母于我父死后，无有生计又将我亲姐卖掉姓了陈。卖儿卖女卖乱了套，我母亲自己也被骗到宣化被人贩子卖到豆腐房张家，于是随去的我的亲哥哥又姓了张，而且一年后又生了一女当然也姓张。我母亲不堪忍受虐待携子女逃回老家，解放后又改嫁给了生产队的饲养员王家，我哥又改姓王。兄弟姐妹便分姓了陈、王、郭、张，与我有家缘联系的九个人便有了八个姓! --------------- 何曾有家(1) --------------- 　　旧时称“某家”均冠以姓氏，如“张家”、“赵家”等等，然而我家很难冠以姓氏，我家姓氏复杂，堪称世界之最，反正我没见过这么乱的。我父亲姓李，我母亲姓崔，我当然应该姓李。可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冻饿死于街头，我被母亲所卖，卖到沙城火车站的站长吴家，我改姓了吴。 　　我三姨觉得八十块钱卖的忒便宜了点儿，借钱赎回卖与京城大户“同仁堂”的东家，卖了个高价二百块，而养父姓乐，养母姓郭，我又随了养母姓郭。 　　我亲母于我父死后，无有生计又将我亲姐卖掉姓了陈。卖儿卖女卖乱了套，我母亲自己也被骗到宣化被人贩子卖到豆腐房张家，于是随去的我的亲哥哥又姓了张，而且一年后又生了一女当然也姓张。我母亲不堪忍受虐待携子女逃回老家，解放后又改嫁给了生产队的饲养员王家，我哥又改姓王。兄弟姐妹便分姓了陈、王、郭、张，与我有家缘联系的九个人便有了八个姓!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三十年以后才知道。据我养母说，我两岁卖到吴家不知何故终日嚎啕，被吴家厌弃。当我三姨把我抱到郭家时见面就笑，指着电灯泡乐不可支，很有些“宿命”的色彩。养母买我自然为了传宗接代，承袭遗产，因为我养母以二十六岁妙龄出嫁时，乐四老爷年已七十，不能生育，而在那样的一个大宅门里，无子是不行的。 　　但按乐家族规，过继子嗣必须在本族中挑选，不容外姓。我养母自然不愿意过继本族子弟，百年之后自己依然后继无人，遗产仍落乐家。所以买我先以为娘家买子为由，寄养在她母亲膝下，暂称养母姑妈，我称其母为奶奶。等她母亲去世后，把我接到乐家，随后便母子相称，我却仍随母姓姓郭。时已解放，族规的继承法不攻自破，我养母多次提出要我改姓乐，由于我当时思想进步，蔑视商家子弟，誓死不做剥削者的继承人，一心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但拒绝改姓，也拒绝了股东的名分和房地产的所有权，为此着实伤透了我养母的心。 　　我自幼在小学老师侯远帆的调教下一心想做话剧演员，这又被养母视做下九流的戏子。我厌恶商家，养母唾弃戏子，成了一个无法对话的家庭。尽管我变成了少爷，但在宅门中我的心情始终压抑。我知道自己并非正牌的少爷，是养母贫寒的娘家人，不明不白地进了大宅门，为诸多少爷小姐所不齿。养母严格地向所有的人保守我出身的秘密，为此从一九四二年起养母每月要向我三姨付五块大洋的保密费，解放后则成为五元人民币。 　　最不可思议的是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的四年间(我十二岁到十五岁)这保密费竟是由我亲自送去。我当时并不知这是我的三姨，只知道是街坊邻居的高大妈。她住在天桥，天桥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我经常闹着要去看高大妈，因为每去必要逛天桥，喝碗豆汁儿或吃碗老豆腐，还可以看“飞飞飞”和套个圈儿什么的。那真跟过节一样，关系融洽，大家都没有什么防范之心，但好景不长。我长大了，逐渐懂事了，我曾问我的奶奶我爸爸哪儿去了，怎么总也看不到他?奶奶恐怖地用手比了个“八”字说我爸爸是“八路”，千万不要再问，说出去是要没命的，我自然信以为真不敢再问。直到我报考初中口试时仍向老师说我的爸爸是“八路”。 --------------- 何曾有家(2) --------------- 　　解放后，奶奶去世，我再问任何人，都无一人知道此事，在我心中升成疑团，而且我每问及亲朋好友不管是谁，都面呈惶恐之色。我十五岁那年暑假，循例又去高大妈家送“保密费”。 　　我哪里知道这是“保密费”，只知道高大妈很穷，住在天桥福长街三条一个大杂院里，两间低矮的破土房，进门就是一个大土炕。姨奶奶(我三姨的婆婆，是我奶奶的亲姐姐)耳聋眼花，身体不好，成年偎在炕上，这是一个京城最贫穷的底层市民家庭。我作为一个豪门的少爷一进门自然被视为上宾，那种热情使我感到很温暖，因为这是我在豪门中感受不到的。在家里没人理睬我，孤寂而又压抑，这也是我每次都要争着送“保密费”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次送钱，一进门就感到气氛不对，扯了些闲白儿后，高大妈要带我去逛天桥，高大爷(我的三姨夫)反对，说要在家吃打卤面，还有好多话要说，高大妈反对，两人争执了几句，忽然高大爷激动地满脸涨得通红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厉声道：“当初就不该送你去!”我愕然，这没头没脑的话我根本听不懂，屋里立时静了。突然姨奶奶伸出两手乱摇摆着大叫：“不许说!不许说!不许再说!”又是沉默。高大妈不由分说，拉着我去逛天桥了。可高大爷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脑子里，我感到蹊跷，感到一个大大的谜团露出了端倪。 　　回家以后我坐立不安，忍不住跑到厨房询问在我家打了近三十年工的老保姆“当初不该送你去”是什么意思?她惊愕万状，支支吾吾说了几句便躲避瘟疫一样地逃出了厨房。过了没一会儿我母亲把我叫了去，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了几句高大妈家的情况，话锋一转问我“当初不该送你去”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保姆已经汇报过了，我闯了祸，我如实讲述了经过。我分明看到我母亲的眼里露出了少见的凶光，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叫我去玩吧，没事了。 　　我回到自己房间不久，便见我母亲换了衣服，拿着手提包匆匆地出门去了。以后发生的事，我十年以后才知道，但从这天起，我完全失去了送“保密费”的资格，改由保姆的儿子或我母亲自己送去。三年以后“保密费”突然终止。 　　一九五八年春节前夕，高大妈来了。高大妈和我母亲一见面，我母亲便述说生活之艰难、大宅门里之经济窘迫、开销之大年关不好过等等，于是高大妈几乎没说什么话便起身告辞。 　　我送她到门口她忽然拉住我的手说：“宝，你妈知道我是来借钱的，先说了一通她怎么难，我知道这是堵我的嘴。宝，你去跟你妈说，这个年我过不去了，我就借四十块钱，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去说，我等着，你知道高大妈疼你。” --------------- 何曾有家(3) --------------- 　　我二话没说返身回屋向母亲陈述了她的话，母亲非常愤怒：早知道她来要钱的，不给!一个子儿都不给!我站着没动，母亲突然目光犀利地望着我问：“你说呢?”我说：“何必呢?她挺难的，那么大岁数开个口不容易!”母亲沉吟半晌终于拿出十块钱，“给她!这都是看你的面子!”我没有接这十块钱，我感到尴尬、难堪，我觉得拿这十块钱无法面对高大妈。 　　我突然转身从我的床底下拉出一个小木箱，里面是我攒的私房钱，大部分是崭新的硬币，约四十余元，我抱着小木箱往外走。“站住!”妈妈厉声喝住我，我回头分明又看到母亲眼中露出了少有的凶光：“你干什么?”“我给她还不行吗?”“你坐下。” 　　母亲两眼望着窗外出神，当时我完全蒙在鼓里，后来一切都明白了再回忆当时母亲的神情和心境，真是叫人心碎。母亲终于拿出四十元钱：“给她!下不为例!”我当时只觉得母亲不尽人情，当我把钱交给高大妈时，她老泪纵横不住地说：“宝!大妈没白疼你，你救了我了……”我也不知为何竟涕泪纵横起来，此后与高家再无来往。我与母亲也有意避开高家之事不谈。 　　一九五九年夏，我报考大学，在中央戏剧学院考场遇见了我童年时的一位邻居，他突然问：“找到你的亲生母亲了吗?”我脱口而出：“她在家呢!”他说：“那不是你的亲生母亲，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此时我才确认，我还有位亲生的母亲，可我不知道该去问谁，到哪里去找。 　　直到一九六二年春节前，高大妈忽然来送信儿说姨奶奶不行了，死前一定要见见我，于是我与母亲一起要了出租车来到天桥的这个大杂院。我当时已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三年级的学生，我穿了一件非常名贵的狐皮大氅。大杂院轰动了，都跑出来看我们母子俩。 　　一进屋，姨奶奶正趴跪在炕上用扫炕笤帚扬场似地扫炕，从炕席上涌起一片灰尘，嘴里不住地喊着：“宝啊!快来!我们家还没你们家的茅房干净呢!”我有洁癖，一见灰尘立即捂着鼻子站到门口。高大妈埋怨着：“别扫了，暴土狼烟的干什么!”姨奶奶扔了笤帚伸出两手在空中乱抓，我才发现老人家已双目失明，我忙把手递过去，她一把将我拉到怀里，紧紧搂住我，直到我走始终没有放开。我已感觉不到童年时的温馨，我浑身不自在，我觉得我的大衣上沾了灰尘，我闻到满屋子都是劣等烟草的气息。我偷偷看了一眼母亲，忽然发现她眼睛里充满了冷漠和仇视，那眼神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母亲心领神会，起身说该走了，姨奶奶像受了惊吓一样死命抱住我：“走?别走!我再见不着你了吧!啊!我活不了几天了啊!死以前就见你这一回了吧，啊?……”在高大妈的帮助下我终于挣脱出来。果然这是最后一面，不久她就去世了，我甚至没有参加她的葬礼。 --------------- 何曾有家(4) --------------- 　　一九六四年元旦刚过，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终于把我卷了进去。我被定为“反动学生”送农场劳改。出身不好是我被劳改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那“阶级成份论”十分猖獗的年代，我忽发奇想，产生了一种极其龌龊的心态，假如我出身工人或贫下中农是否可以减免我的刑罚?一种卑劣的投机心理，使我完全不顾我母亲的痛苦和感受，在大年三十的夜里向我母亲发难。十二点一到先向母亲叩头辞岁，母亲给了我个红包儿，这是“压岁钱”。我不敢正视我的母亲，我难以开口，最后鼓足了勇气问我母亲：“我亲生的父母、我家的亲人还在吗?”我母亲着实惊呆了，两眼发直地望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我发现母亲很快平静下来：“你不是要去理发吗?去吧，回来我再跟你说。”我是下午才从劳改农场赶回来，拿了个理发号是夜里十二点半。 　　理发回来已近一点，母亲在屋里等我，我再次发问，母亲却说没什么可说的!我很愤怒，为什么说话不算数?母亲忽然说：“你爸爸早死了才把你卖到郭家，你妈前两年也死了。”我追问卖身契，母亲说，你妈死了，留着没用，烧了!我完全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母亲却出奇地平静，那口气完全是像说死了一只鸡、烧了一张草纸一样。母亲走到门口又回过身来说：“知道那个高大妈是你什么人吗?”我茫然。“那是你三姨!你的亲三姨!”说毕拉开门回自己的北屋去了。我惊愕了半晌，终于趴到床上痛哭失声…… 　　第二天，大年初一，一早儿我高大妈便来登门拜年。我母亲脸色不好，大概和我一样彻夜未眠，不时用眼观察我，我自然不能有任何亲热表示。那局面十分尴尬。高大妈还蒙在鼓里。高大妈走时我送她到门口，突然悄悄地告诉她，叫她到儿童剧场门口等我，我有话要说，高大妈奇怪地问我什么事?我说待会儿再说。我回房故意磨蹭了一会儿，说要去王府井书店，便忙溜了出来。 　　走到儿童剧场，果见高大妈站在路边等我，问我何事?我开门见山便问我父母何在，她睁大了眼惊奇地说你妈在家呢，怎么问我?我说我问的是我亲生母亲。她两眼发直地望着我，掩盖不住的惊慌与疑惑，忽然说：“甭问!我也不能说，你这孩子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我咄咄逼人地说：“你不说我也知道!”她气冲冲地说：“你知道什么?”我突然说：“我知道你是我三姨!”她完全傻了，突然伸着胳膊大叫：“老天爷呀！这是怎么啦，你是怎么知道的?坏啦！我的亲妈呀！”三姨自农村来京，长期混迹于底层市民，嗓门儿之大完全没有环境感，这一喊几乎惊动了半条街，无数来往行人都惊愕地驻足观看，我闹了个大红脸，忙拉着她向王府井走去。在一个珠宝店门前，我把她推到墙角毫不客气地叫她快说! --------------- 何曾有家(5) --------------- 　　“我家人在哪儿?” 　　她战战兢兢地说：“你爸爸早死了，你妈还在!” 　　我大惊：“那为什么我母亲说她死了?” 　　三姨说：“记得十年前你姨夫说了句‘当初不该送你走’？你回家就跟你妈说了吧?她带着人打上门儿来了，差点儿没把我们家砸了。还有一回你亲妈来北京找你，跟你母亲碰到一块儿了，没把我吓死!后来没辙了，我就编了个瞎话，说你亲妈死了，这才叫你母亲放了心，打那以后就没再上我家来过。” 　　“我家还有什么人?” 　　“你有个大你三岁的哥，还有个妹。” 　　“他们在哪儿?” 　　我分明看见三姨的眼珠狡猾地转动了一下。 　　“不知道!没联系!”我郑重地向三姨说：“求您一件事，帮我找到我的家人，日后我一定好好孝敬您!” 　　三姨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 　　《大宅门》 　　节选—— 　　大兰心急地向来路张望。 　　天意背个书包匆匆走来到兰前。 　　大兰：“什么事你弄得神神叨叨的?” 　　天意：“我想问问我爸我妈还活着吗?” 　　大兰大惊故意打岔：“你这孩子，你妈不在家吗?” 　　天意口气强硬地：“我问的是我亲妈!” 　　大兰无法回避了：“天意，我告诉你，甭问，我也不知道，知道也不能说，懂吗?” 　　天意：“你不说我也知道。” 　　大兰气哼哼地：“知道什么，你知道什么?你又知道了你!” 　　天意狠狠地：“你是我二姨!” 　　大兰魂飞魄散地大叫：“哎呀我的妈呀！了不得啦！你怎么知道的？坏啦！” 　　两旁行人惊讶地驻足而望。 　　天意：“别喊，喊什么?” 　　大兰无法控制地大叫：“这是毁我呀！这是谁说的？啊?!” 　　天意狼狈地看了一眼周围的人，拉起大兰就走。 　　天意大步将大兰拉进胡同，停在一个拐角处。 　　大兰胆战心惊地：“妈呀，你吓死我，这要叫你妈知道，我可就全完了。” 　　天意：“说!我爸、我妈还活着吗?” 　　大兰：“天意，天意，你可别再问了，我不知道，天意……” 　　天意突然眼冒凶光，抓住大兰肩膀狠狠地撞在墙上。 　　天意凶狠地：“说!今天你不说，我就不客气，你也甭想回家!我亲爹亲妈在哪儿?” 　　大兰吓坏了：“你爸爸早死了。” 　　天意：“我妈?” 　　大兰：“还活着。” 　　天意：“那我妈为什么说她死了?!啊?” --------------- 何曾有家(6) --------------- 　　大兰惊慌地：“那是我骗她，她整天老疑神疑鬼地找我麻烦。” 　　天意：“我们家还有什么人?” 　　大兰：“还有……还……” 　　天意又用力一撞：“说!” 　　大兰：“一姐姐，一哥哥，你姐小时也叫你妈卖了。” 　　天意：“我妈现在在哪儿?” 　　大兰两眼乱转了一下：“不知道!” 　　天意：“不知道?” 　　大兰：“她打从张家口逃回老家就断了联系!” 　　天意：“既然断了联系，我妈，还找你什么麻烦?” 　　大兰的眼珠明显地狡猾地转动了一下。 　　回到农场我立即向管理人员汇报了这些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情况，谁知那位黄管理员说你两岁卖给资本家，吃的是剥削饭，流的是资本家的血，长的是资本家的肉，你早已变质，出身救不了你，你是一身的反骨，只有认罪服罪脱胎换骨才是惟一出路!得!我费尽心机弄明白了身世，却并未给我带来什么好运，这是对我投机心态的一次重创。 　　我并未死心，时值“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各级组织都在动员资本家放弃股息，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堂房二哥乐松生，时任北京市副市长，首先带头放弃了。我又感到立功的时刻到了，便坚决动员母亲放弃股息。母亲不从，经我苦口婆心劝告终于答应放弃一半，当我再次劝说时，母亲终于翻脸了，她感到受了巨大的污辱：“宝昌!你不就是觉着当资本家可耻吗?我就是资本家，你觉得有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妈不光彩是吗?你可以不认!你自食其力成你的家，过你的日子去!若还念及母子之情，你有空儿回来看看我，你不愿意来也无所谓!”真如晴天霹雳，这不明明把我赶出家门吗!我从小就是个混不论的孽障，我拿起破书包就走，临出门前拽下一句话：“我永远不再进这个家门儿!” 　　“文化大革命”来也!劳改农场断绝了我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宣布为无期徒刑。到一九六九年一月劳改农场散了摊子，管理人员纷纷被揪斗，我被遣送回电影学院，又被关在牛棚里一个多月。 　　一个极寒冷却阳光明媚的上午，我被叫到工宣队“反革命专案组”，竟然宣布我没事儿了；等着和毕业班同学一起下干校，我可以自由地上街、回家了。我心惊胆战地走出电影学院大门，没有听到“站住”那像吆喝牲口般的吼声。我兴奋而又凄惨地望着久违了的北京街道，我竟然极其奢侈地进了“力力”食堂花了一块钱吃了五碗(一斤)担担面。虽然只吃了半饱，但囊中惭愧(我全部家当只有二十二元)，只好罢休。 　　这是大年三十，真他妈的，又是大年三十!我很想知道我的母亲怎么样了，我从心底里思念她。我来到东华门旧居，哪知旧居已成了大杂院，没人知道我母亲的下落。她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已被扫地出门了。 --------------- 何曾有家(7) --------------- 　　我站在街上，寒风嗖嗖，我无家可归了，我忽然想起我母亲过去曾在前门外草厂四条买了一所房，我又来到草厂旧居。门口赫然挂着牌子：草厂四条革命居民委员会。我走进院子，一位老太太从我原来住的北屋走了出来上下打量着我。 　　“你找谁?” 　　“郭榕。” 　　“你是郭宝昌吧?”她终于认出了我，这是主任。 　　“是!” 　　“你放出来了?” 　　“是!我想问一下我母亲去哪儿了?” 　　“她搬下四条简易房了。” 　　“我能去看看她吗?” 　　“可以!注意划清界线!” 　　天呐!我不知道反革命分子和反动资本家怎么划清界线?本是一条船上的盗匪嘛!我来到下四条，母亲正在门口卖一个大木箱子。一看见我，她像看见一个天外来的怪物一样，愣了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正卖箱子。” 　　“卖吧!” 　　“我得过日子!” 　　我无言以对。 　　“你先进屋坐，最里边儿的一间。” 　　我走进了仅七平方米的一间小屋，低矮、简陋，屋里乱七八糟。母亲坐到床上，我坐在门口一张小方凳上。 　　“我放出来了，宣布没事了。” 　　“没事儿就好，好好改造吧，大家都得改造。” 　　这生硬的语言我听着不舒服，怎么了?母子见面说这个?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您挺好的?”我问道。 　　“我挺好，我出身贫农，我是卖到乐家的。红卫兵对我挺好的，一下也没打我。”母亲又没的说了。 　　母亲突然抬头。 　　“你没去看看他们?” 　　“谁?”我明明知道她问的是谁。 　　“你三姨!那才是你的亲人!” 　　“我知道!我会去看他们的!”我的心像刀剜一样地疼。这句话里包涵了母亲对我多少思念和泪水！ 　　“没有你三姨也没有咱们这段缘分。你当年卖到沙城，你三姨借了八十块大洋把你赎回来，我花两百大洋买了你。你三姨父赚了一百二!” 　　“人贩子!”我脑子里立即出现了这三个肮脏透顶的字，我迷茫了，心里乱成一团麻。 　　“可是……咱们的缘分到头儿了!”母亲的这句话分明是希望我回到她身边，我知道她想叫我说什么，可我咽不下三年前那口气。 　　“您想过没有?三年前我劝您放弃股息是对的，可您把我赶出了门儿!” 　　“当初不是没想吗，当初的形势……” 　　“只问您错了没有?” 　　“那不能这么说，当初要是知道……” 　　“您就说错了没有?” --------------- 何曾有家(8) --------------- 　　“这不是我的错呀，我要知道……” 　　“既然这样那我走了!”我突然起身推开了屋门。 　　“宝昌!”母亲突然冲过来抱住了我：“你别走，我养你这么大不容易，我到处打听你的下落，我找过你的同学，我到你们学院去过。我……”母亲哭了，我又坐了回来，悲伤地望着母亲。这个一贯养尊处优、一呼百应、威名赫赫的女人，如今竟落到这个地步。人到此时方能理解“心碎了”这句形容词。可我这个无可救药的卑劣小人，我这个天下第一号的大混蛋，为了自己那一点儿一钱不值的虚荣和自尊竟然在她碎了的心上再踏上一只脚。 　　“那好，我可以不走，您说，您错了没有?” 　　母亲不回答，只是低着头默默地擦泪。 　　“您就是不说是不是?就是不认错儿是不是?” 　　母亲仍一语不发。 　　“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我走了!”我毅然推门而去。天已黑了，下起了小雪，我匆匆走向胡同口，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母亲就在后面。我停住了回头一看，昏暗的路灯光映照着小雪，母亲呆呆地站在路中，没有一个行人，我只要再多看一秒我就会扑过去抱住她痛哭，可我这个无耻的忘恩负义之徒竟然转身大步走出了四条。我心里已在盘算着怎么收拾我三姨。 　　年三十夜照例吃饺子，我的到来使三姨父和三姨兴奋莫名。酒过三巡吃上饺子，三姨父满脸笑容地开口了：“宝昌，你这次回来，是还想跟着你妈过呢?还是投奔我这儿来呢，还是有什么打算?” 　　我再次问及我亲生母亲的下落，回答依旧：下落不明。我沉不住气了。 　　“姨父，我当年是八十块钱卖到沙城吧?” 　　“是啊，沙城火车站站长吴家。你三姨当时就骂你妈，太狠心了，怎么卖儿子呢?是我借了钱把你赎回来的。” 　　“转手又卖给了郭家?” 　　“那不是你妈非要你吗，这才送过去。” 　　“送去?卖了多少钱?” 　　三姨父低着头扒拉着盘子里的饺子不说话了。 　　我狠狠地说：“卖了二百，您赚了一百二!” 　　姨父的脸涨得通红，我起身告辞，还拿了一饭盒饺子，准备给那些牛棚里不能回家的难友吃。走到门口，姨父突然叫住我说：“宝昌!你今天来，我本来挺高兴，可你刚才说了些子话，我是很不爱听!” 　　“姨父!我今天来没想说您爱听的话!”我转身走了。直到姨父去世没再去过高家。只通过几次信，仍是问我亲生母亲的下落。 　　《大宅门》 　　节选—— 　　大兰：“要不是我把你赎回来，你也不知道流落到哪儿去了。” --------------- 何曾有家(9) --------------- 　　天意：“你是八十块钱把我赎回来的吗?” 　　大兰：“是啊，借的钱啊，穷啊，你妈心太狠了，穷也不能卖孩子呀!” 　　天意：“你两百块又把我卖给李家?” 　　大兰：“那是你这个妈非要你呀!” 　　天意：“你从中赚了一百二十块现大洋，是吗?” 　　大兰没想到天意这小子会如此混不论，立即呆住了。 　　大兰：“啊……我不愿意听你这些混话。” 　　天意：“人贩子!……二姨，帮我找到我们家的人，只要找到了我再给您一百二十块!” 　　大兰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天意转身走了，大兰惊魂未定地望着。 　　一九六九年三月，我到了张家口四六一九部队干校，扎营在腰占堡。前边我已说过在部队干校那段日子里，我和亲生母亲、亲哥联系上了。 　　我是个“狗改不了吃屎”的家伙，一下干校，我以为找到了贫农的亲生母亲自己就是革命群众了，再也没有了劳改的矜持，说话、行动逐渐嚣张起来，终于在抓“五·一六”的运动中，我又被当做杀鸡给猴看的鸡被抓上了审判台，每天撅着屁股挨批斗。原来我不是什么“没事儿了”，是“戴帽儿”下放，继续接受监督改造。我的女友也被逼在批斗会上揭发批判我，使我丢尽了人，那侮辱远远超过我在农场劳改所受的委屈。 　　一个多月，度日如年。我从来没有这样颓败过，前途一片渺茫，我注定要当一辈子“老运动员”、“反面教材”、“死老虎”、“活靶子”!这时竟然有一位少年时代的朋友来看我，令我异常感动。人在危难之时啊!而且他告诉我，在北京他去看了我母亲，她因为想我，哭得双目已近失明，我从心底里震惊了。 　　由于我的女友也深深受到了伤害，她请了探亲假，决定离开连队回去散散心，临行前问我有何事要办?我悄悄地说，路过北京请去看看我的母亲，我写了信并装了四十元钱，不料女友在火车上被偷，连信带钱全丢了。她只记得草厂四条，便一路找去。进了四条却不知门牌号，便问路边一位扫街的老大妈：“郭榕住在哪儿?”老大妈警惕地问她是谁?她说是郭榕儿子的女朋友，老大妈说跟我来吧。两人一起来到下四条的简易房，开了最里面的门。我女友不知所措，老大妈说：“我就是郭榕。”我女友半晌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天下有这样的巧事吗?我母亲说，她扫街不属于劳改性质，是街道照顾每月给六元钱生活费，这笔钱也是从查抄我母亲的财产中扣除。女友提及我，我母亲说不认识，早就断了关系了，也不想再来往。我女友只有悻悻地走了。 　　我从女友信中知道了这一切，便叫她探亲完毕返程时到北京再去看我母亲。我料定，我女友一走，我母亲肯定会后悔的。再次见面，我母亲的热情叫我女友受宠若惊。我母亲的眼睛确是不行了，我女友带她去医院看了几次，大概是心绪好了，眼疾得到了控制。女友回连队时还带了一大饭盒土豆沙拉，我母亲做给我的，那真是天上美味，可我吃在嘴里，怎么也咽不下去，生活是不是太残酷了点儿! --------------- 何曾有家(10) --------------- 　　我按捺不住了，冒着挨批斗的危险去连部请探亲假，理由是要回老家看我的亲生母亲，连部居然批准了。 　　我又回到了北京，这一下又是三年。一进家门，我看到床上摆了一个小炕桌，上铺红纸，摆着四干四鲜八个小果盘，这是我母亲所能表示的最隆重的欢迎仪式了。一进门我与母亲抱在一起，母亲的头抵在我的肩上，轻轻地说：“不许哭，不许哭，我的眼睛不行，不能哭……”我用力咬着舌头，不使眼泪掉下来。我在家里呆了两天，其乐融融，娘儿俩不提过去，不说未来，我一味地讲笑话哄我母亲高兴。 　　第三天我不得不告诉我母亲，我必须回老家见我的亲生母，因为我向连里请假就是为了探亲生的妈。我完全没想到这一举动所带来的恶果，我很蠢!我以为母亲会理解我这一举动，完全不!我母亲的真正悲剧实际上是从这一刻开始的!她当时没有说什么，只是两眼发直。 　　第二天一早我便踏上了回乡探母之路。在火车上我思绪万千，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我的亲生母亲。我很好奇，想知道亲生母亲什么样儿，我非常恨她，怎么可以把亲生女儿卖进窑子呢?生活再难再苦，这种缺德事是不能做的!虎毒不食子，这不是连畜牲都不如吗?我哥绝对是高智商的农民，他摸透了我的心思，有意安排我在外面一位朋友家里住。村子里轰动了，奔走相告说李家那小子在北京发了大财回老家找他亲妈来了。我妈初时兴奋，继而发现了我无比的冷落。 　　在家呆了五天，我几乎无法与亲母对话。她哭，她诉苦，我都无动于衷。她甚至说要跟我走，我说不可能!我不可能和你生活在一起!这就是我与亲生母亲的惟一一次相会。 　　我回到北京，第二天在院子里刷牙，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母亲一人在屋里狠狠地自言自语道：“狼!养了一只狼!狼是养不熟的!”我知道坏了，我的家乡之行深深伤害了我的养母。我做梦也没想到是这种结果。我想对我母亲解释我对生母并没什么感情，甚至恨她；我想告诉她我回家乡看生母只是出于好奇，我想告诉……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说不出口。我知道母亲的养育之恩我终生难以报答。我自幼便有严重的“恋母情结”，直到十四岁，每晚还要母亲哄我睡觉。我睡熟之后，母亲才悄悄离去，每夜三点钟她都要到我屋里给我盖一次被子、关好窗户。 　　高中二年级我留了一级，我喝得大醉嚎啕大哭，她说：“留了级心里不好受是吗?你还小，再上一年怕什么!”从小到大她不曾骂过我一句，打过我一下，十四岁她教我喝酒，十六岁教我抽烟，她说，是爷，就得抽烟，就得喝酒，否则无法应付家庭内外的社交活动。她教我买东西、下馆子，她说不会花钱的人就不懂挣钱，她用一种极特殊的方式培养教育了我，使我终生受用不尽！我犯了一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 --------------- 何曾有家(11) --------------- 　　一九七三年我娶妻生子，分配到南宁广西电影制片厂，老太太有了孙子，家庭关系有了缓和。老太太疼孙子，将孩子留在北京一个人带。疼得过分了，数九寒天每天夜里三点去春明食品店排队买面包。惯得我儿子除了高级面包什么都不吃。老太太累垮了，孩子八个月我不得不领回南宁抚养。到两岁半，老太太想孙子，竟然千里迢迢来到南宁，显然老太太对我已不大感兴趣，进门抱起孙子第一句话就是：“孙子!我想你!就想你一个!”我知道老太太依然记恨我，可我这个混蛋依然说不出一句解释的话。 　　没多久，风闻要落实政策了，老太太风风火火离开南宁返京。北京确实正在落实政策，归还查抄的财产。我母亲满怀希望地要重建新的家庭，可一个巨大的阴谋在等待着她……两年的时间她一无所获，终于一病不起。 　　一九七八年元旦，我接到朋友急电：母病危，速归!我当即借钱买了火车票，当我登程北上时，母亲竟已仙逝，守在她床前送终的竟是我三姨!我问三姨我母亲临终前说了什么，三姨说她只有三个字：“无牵挂!”这分明是说给我听的，她不想我!可这三个字恰恰说明她想我，是恨到了极点的想我!我哭，哭到医生说你的两只眼睛要保不住了，我当初为什么不向母亲解释清楚这一切?我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她的事，她临终前竟没有听到我的一句忏悔! 　　一九八0年我离婚后，妻带儿子出了国，我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一九八五年我亲生母亲也去世了，我哥哥甚至没有通知我。他知道我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从小到大，我的所谓“家庭”经历过近十次的大变迁，却从来没有过一个完整的家庭。 　　“家庭”究竟是什么?是一笔说不清的孽债，“家庭”于我如钝刀子割肉，疼死你，却不叫你死! 　　但愿人人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第二部分：书结·书劫·书节 　　事后大家谈活思想时，几乎百分之八十的人想法一样：别人跪我才跪，别人不跪我也不跪。红卫兵们愤怒了，举起各种武器冲向第一个反“改造”分子，乱棍齐下，他跪下了。鲜血溅到第二个人身上，他也跪下了，于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都跪了下去。 --------------- 书结(1) --------------- 　　我自幼嗜书如命，有浓浓的“恋书情结”，谓之“书结”。 　　说来也怪，我从小不喜欢看小人儿书。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北平街头到处充斥着小人儿书摊，可交钱坐在书摊旁边看，也可以多交点钱，租回家去看。一个孩子租回书来，便会有一群孩子拥来，大家传阅，看得慢的孩子便经常被看得快的孩子催促、谩骂等。我只看过一次便不再看了。那些小人儿书，基本上是些武侠、怪诞、低俗和粗制滥造之作。自从我小学的老师侯远帆第一次把我带进新华书店，买了第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后，我的视线立即转向了大部头的文学作品。 　　我有了一个小小的书架，书架上逐渐出现了《暴风雨里诞生的》、《卓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娅的道路》、《普通一兵》、《远方》、《青年近卫军》等等一系列前苏联的当代优秀作品，以及《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子夜》、《骆驼祥子》、《雷雨》、《日出》等等一系列中国当代的优秀作品。 　　这些作品引导、教育了一代人，让他们有远大的理想、牺牲的精神和坚韧的意志。现在这种引导好像不多了，特别是独特的、属于个性的引导。现在是“哈利·波特”的时代。历史在前进，“哈利·波特”当然好，但对于孩子们精神上的引领是否更为重要?书所能给予孩子们的引导，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包括金钱、吃喝、物质奖励、名牌衣裤)所无法替代的。 　　一入初中，我的目光转向了郭沫若、沈从文、巴金……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三言二拍》等等。书架开始延伸。上了高中，我一头扎进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和俄国文学，如醉如痴、如癫如狂。看书可以忘记吃饭，可以彻夜不眠，可以逃学旷课，甚至在上课的时候也把书放在课桌下，一只眼瞟着讲台上的老师，一只眼向下看书，一旦被老师发现便难免被驱到教室后面罚站，也从不感到羞愧。 　　我有个毛病，坐在图书馆里看不下书，借回家去的书也看不下去，我要在书上画来画去，要做读书笔记，只有把书买回来才能塌下心来，认真地读。这当然也跟经济条件有关——我买得起。更糟糕的是我读书过于投入，读到妙处必要捶胸顿足、狂喊乱叫、泪流满面，接着打滚儿，这在图书馆显然不合适。 　　有一次，我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激动得连哭带骂，脏话迭出。吓得我妈妈以为我要和谁拼命，百般劝慰之后才知道我在看书，气得我妈妈足足五分钟瞪着我说不出话来。 --------------- 书结(2) --------------- 　　直到上大学，我的存书已有两万一千八百多册，真是书香满室，看着就长精神。那都是我一本一本买回来的啊!读书固然是种莫名的享受，买书的过程又何尝不是一种巨大的享受。在书店每当觅到一本渴望已久的书便会激动得双手发抖，心急火燎地买了书立即驱车回家，进门就迫不及待地展卷细赏。这一天的时间就算交代了，不吃不喝可以看到凌晨。激动得过了头难免出错儿。 　　一次去三联书店买书，边看边挑，就顺手把背包放到了地上。浑然不觉已经过了三个多小时，挑了一大堆书，交了款，兴奋不已地提着书袋就走。出了门发现天已黑了，且饥肠辘辘，忙去隆福寺小吃店吃了俩馅饼，外加一碗豆汁俩焦圈儿。起身要走时，顺手习惯地一摸肩上竟不见了背包，这一惊非同小可，顿时一身冷汗，背包里有我所有的证件和通讯录。我在店里四下寻找，心存侥幸地希望小偷拿走了东西把背包扔在了某个角落。惹得店里一些人莫名其妙地关注我。我毫不掩饰地并不回避店里人的目光，重演着“丢斧子”的故事，看所有的人都像拿了我背包的人。 　　最后，终于一无所获，垂头丧气地走出小吃店。忽然想起是否把背包扔在书店了，仔细回忆了一番，没错！看书时将背包扔在了地上。可这都过了一个小时了，还能在吗?我狂奔回书店，冲上二楼，拐过书架一眼便看见了仍放在地上的背包，旁边一小伙子靠着书架看书，一女孩子坐在一边看书，一个多小时，那个背包无人理睬。我庆幸这是在书店，若在市场恐怕早不翼而飞了，进书店的人都是有文化素养的啊!书真是好东西! 　　还有一次进了书店，流连忘返，选了一大堆书，提着三大袋书走出书店，每当提着一堆书走出书店时那是很得意的，至少今天晚上不睡觉了。得意则忘形。 　　不知何时外面已下起了雨，满地湿滑，一下台阶便仰面朝天摔了下去，直摔得两眼乱冒金星。书店里跑出几个人来扶我。好在书都没有沾湿。一个人说早认出您了，看您聚精汇神地看书，没好打搅。又问我摔着没有?肉大身沉，一百七十斤的我能没摔着吗?我感到很丢人，咬着牙装出笑容说“没事，没事”，扮作很潇洒的样子上了汽车。一上车就龇牙咧嘴地感到从腿肚子到尾巴骨疼痛难当。回家一看半边身子青一块紫一块，一个多月才好。可就这副德行也躺在床上看了一宿刚买来的书。当然免不了我太太的一顿埋怨。 　　买书的过程的确是一种巨大的享受，我逛商场顶多二十分钟。就累得不行，逛书店五六个小时也不觉疲劳。年轻的时候我最经常去的是中国书店、新华书店和东安市场的旧书摊——现在已经找不到这样的旧书摊了。倒不是因为它书价便宜，而是它经常会给你一些惊喜，并叫你增长知识，开阔眼界。 --------------- 书结(3) --------------- 　　有一个书摊的摊主姓李，矮矮的个子，一张白白净净十分文气的脸，小平头，总是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蓝中山装。天长日久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每星期光顾一次，临走总要留下一张书单，他都会认真负责地帮我去找。久而久之，他根据我的兴趣爱好还主动留下一些书推荐给我。他很博学，和我谈起文学滔滔不绝且很有见地，不像现在有些书店的服务员一问三不知，只是叫你去查电脑。查电脑也没什么错，但既然整天和书打交道，总该和读者有共同语言吧。老李边照顾书摊边和我聊天，能谈一个多小时。我买书只为了看，并非收藏，因此从不注意什么版本，我上高中时才从他那里懂得了什么叫“善本”，什么叫“孤本”，什么译本是好的，什么译本是不精彩的。 　　有一次他推荐给我一本书，我一看是毛边，以为书页没有裁齐，他告诉我这是一种特殊的形式，以示珍贵。这本书是厨川白村所著《苦闷的象征》(鲁迅译)；还有一本张文成所著《游仙窟》，也是毛边。历经劫难，现在我只剩下了这两本毛边书了，且都是初版，弥足珍贵。我请他吃过一次和平餐厅的西餐，后又请他看过我主演的话剧《骆驼祥子》。过了没多久，他送给了我一本《骆驼祥子》上有老舍先生的签名，这是他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书。我才知道他这个书摊经常有大作家光顾。老舍先生、赵树理先生都与他相熟。这本《骆驼祥子》，是他专门请老舍先生签的名，送给我的，令我十分感动，此后他再见我不再叫郭先生而是叫“祥子”了。 　　有这样的朋友岂不快哉?他若健在，也该八十高龄了。可惜东安市场改建以后，再也无联系了。这样的书摊也从此绝迹。那散发着书香的摊位，只能是昔日的记忆了。 　　我把书视做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如生命一样重要! --------------- 书劫(1) --------------- 　　你喜欢什么“文化遗产”，觉得是最宝贵的，“文革”就越要把它砸得粉碎，这就是“文革”的“功绩”。 　　“文革”开始时，我已在劳改农场服刑近两年了。北京家里出了什么事我一概不知，更不知我家里人的下落。两年半以后我才知道，我家早在“文革”之初被扫地出门，那两万多册书，当然也被全部查抄。书成了万恶之源，销毁书是“愚民”的最好办法。失去了书我如丧考妣，整个世界都黑暗了。还不止此，更残酷的是精神上的销毁，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一次，我和劳改队的一位难友悄悄谈起文学，他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读书万卷，博学多才。从狄更斯谈到泰戈尔，从雨果谈到普希金，我必然得意忘形了，竟毫无掩饰地说，抄家抄去了金银珠宝、万贯家财没有什么可心疼的，可把书抄光了才令人痛不欲生。坏喽!这小子是“深入敌穴”、“刺探军情”的，他向管理人员做了汇报，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我被批斗，我被勒令深挖犯罪根源。书，就是根源。 　　“文革”中，知识分子多为“软蛋”，我则是“软蛋”中之“软蛋”。我说我是“软蛋”，绝非自贬之词。那时，可怕的还不是外界的压力，而是自身的消磨。当“八·一八”红卫兵起来以后，我们一百多个反动学生被揪斗游街，剃了光头，挂了胸牌，低头站在小广场上，被手持各种武器的造反者们包围着。突然一声断喝：“跪下!跪下!”男儿膝下有黄金!开初的几秒，无人下跪，站在队前的还有六个反“改造”分子，也没有跪。 　　事后大家谈活思想时，几乎百分之八十的人想法一样：别人跪我才跪，别人不跪我也不跪。红卫兵们愤怒了，举起各种武器冲向第一个反“改造”分子，乱棍齐下，他跪下了。鲜血溅到第二个人身上，他也跪下了，于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都跪了下去。这些“臭老九”们没有一人不会背诵“士可杀而不可辱”，到头来是只求跪着生，不愿站着死!而且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安慰的由头：我不是第一个跪下的。“臭老九”!这个名字起得何等的好啊！真臭!更有甚者，游斗以后，每人要立即写一篇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后的心得：打得好!只有一人未写，他拒绝，而且认为打得不好；结果一铁棒抡在后脑上，立即鲜血喷涌，醒后也心惊胆战地写了一篇“打得好!”这使我想起很多宁可站着死的光辉形象，如老舍，如邓拓……我曾满怀着“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信念自杀过，但没死成。 　　经过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后，我忽然不想死了，我还年轻。无数朋友都说郭宝昌你没死就对了，否则哪还有“大宅门”?我不知道那段受辱是光荣还是卑劣?我只知道翻阅过去的认罪材料，我依然脸红。当一个人拿起笔攻击自己的父母、家庭、朋友，这不卑劣吗?当一个人拿起笔诛伐自己视如生命一样的书，这不耻辱吗?我还保留着把书作为犯罪根源而写的认罪材料，这些材料是在给我平反时发还给我的。人事部门的同志劝我烧掉，以免以后看着心里不好受，我没烧，不好受就不好受吧，我还没脆弱到一提自己过去的“卑劣”、“耻辱”就讳莫如深的地步。 --------------- 书劫(2) --------------- 　　摘录几段如下： 　　这个时期我是陶醉在幻想中，而对现实越来越不满。当时文学课全部是古典文学，我从旧诗中寻求孤高脱俗的境界，并且外请了个清末老翰林讲解古文《诗经》、《左传》、《战国策》等，使我在文学上强烈地感到今不如昔，而且觉得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时代，随朝代的演变而一步步退化，到现在居然连老祖宗的话都看不懂了。我感到周围的人都是无知的，并对现代文学做了一概的否定，完全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不用说我没看过一本政治书，就连现代小说也没看过几本，在这个时期同时阅读了许多黄色书刊，《笑林广记》、《拍案惊奇》、《金瓶梅》、《雌雄剑》、《彭公案》、《七侠五义》等，竟把这些也视为国粹，使我很长一个时期精神萎靡不振、意志消沉。 　　…… 　　我开始大量地阅读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文学作品，培养了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的思想，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红与黑》和《当代英雄》。这个时期也是我大、洋、古的文艺思想形成的时期，我要寻求新的动力，重新开辟所谓生活的道路。看完电影《梅丽小姐》以后，主人公皮巧林的形象给了我可以说是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个生不逢时，精神空虚的青年，以寻求冒险为人生的乐趣，来刺激他空虚的灵魂。我找来原著反复地读，我在他身上找到了共同的思想基础，感到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皮巧林使我振作起来，感到自己遇到困难时的灰心丧气是最没出息的，要有皮巧林的亡命徒的气魄，我有意识地专门吸取糟粕…… 　　…… 　　《红与黑》中于连的经历，又给我指出了个人奋斗的出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应该是不择手段的。只要你有个理想，那么不管用什么手段，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 　　…… 　　《约翰·克利斯朵夫》更给了我极大的力量，几乎成了我生活的主宰，我崇拜他的才华、清高、孤僻、个人奋斗的顽强意志……把书中的许多章节、段落背了又背，抄了又抄，并压在玻璃版下面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把个人奋斗看做是人的最高尚的品质……鄙视没有个人奋斗野心的人，他们简直不知道另外有一种生活，这另外一种生活就是个人奋斗，这一条成为了我衡量一个人有无理想的标准，这种理想就是最丑恶的资产阶级的无止境的名利。 　　…… 　　他说：“失败可以锻炼一般优秀的人物，它挑选出一批心灵，把纯粹的和强健的抉择出来，使他们变得更纯粹更强健。其余的心灵却因失败而更快地崩溃，或竟丧失了生命的跃进力，在这一点上，‘失败’把一蹶不振的大众和继续前进的优秀分子分开了。” --------------- 书劫(3) --------------- 　　这段话本来没什么坏的地方，但我却对它有极为反动地理解，而对失败的含意却是达到个人野心的目的所受到的挫折，我并没从中吸取正面的东西而舍弃糟粕，我觉得要成为一个优秀人物，就要屡尝失败的痛苦，而把“失败”看做乐事，化做个人奋斗的动力。 　　在这个时期，我个人奋斗的野心已经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我真是受害匪浅呐，从这些书中我吸收了最坏的一面，假如说这些主人公在十八、十九世纪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则完全是反动的，但“名利”已完全迷住了我的心窍，我开始寻求在新社会个人奋斗的道路。 　　…… 　　假如家庭给予我的个人主义影响是支离破碎的，那么通过这些书籍系统化了，全面了。我当时颓废的思想状态是极易接受书中一切坏的东西，我感到要成名，必须具备皮巧林的性格，于连的手段，约翰的才华，这三位一体的个人主义的反动的个人奋斗，加上《巨人传》中的反动格言“去做你想做的事”，便成了我大学生活对待政治、业务、人与人的关系的准则，这就使我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直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冲突，我的准则势必要破坏社会主义的制度，我觉得有了名就有了一切，而惟一的障碍就是党、是人民，所以围绕名利，我所作所为的一切都必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真叫人脸红!哪儿对哪儿就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和那些书挨得上边儿吗?什么他妈逻辑!要说“罪行”，对这些书籍的批判才是我的“罪行”——我曾经那么钟爱的书啊!可就那一句“假如说这些主人公在十八、十九世纪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话……”仍被批判为对封、资、修的毒害毫无认识!我实在是认识不了。 　　无书可读，社会能不倒退?从劳改队出来以后又下干校，一下就是四年。同队的小青年们无聊到快发疯了，知道我读过不少书，便把我弄到一个小黑屋里，锁上门，叫我讲故事，并起誓发愿不会揭发我。而且每次必有茶点、水果招待。我给他们讲《基督山恩仇记》，讲《悲惨世界》、《白痴》，这些可怜的孩子听得神魂颠倒，听的人越来越多，岂有不走漏消息之理? 　　我还做了一件事。有一天我去倒垃圾，竟然发现垃圾池里有两本书，一本下卷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没头没尾的《七侠五义》，破烂已极，污秽不堪，我却如获至宝。看看四下无人，揣在怀里捡了回去，偷偷地把书清理干净加上封皮，把卷烂了的书角一张张抚平，喷上雾水，压在床下，夜深人静躲在被窝儿里打着手电筒细读，爱不释手。 　　运动来了，抓“五·一六”。我劳改四年什么也没参加过，不知“五·一六”运动为何物，却被揪出来第一个挨批斗，罪名是宣扬“封资修”毒素，破坏抓“五·一六”运动，其实是杀鸡给猴儿看，以震慑“五·一六”分子。我是只死老虎，自然是随便可以揪出来斗。我突然想起拣的那两本书，当时批斗有个毛病，动不动就抄家，集体宿舍谈不上抄家但也可以抄床的，若抄出那两本书就要罪上加罪，必须立即消灭。苦于没有下手之机，我已在专人的监视之下，上厕所都要跟着我。老天有眼，第二天全连集合准备开我的批斗会，我被监押在宿舍，随时准备押进批斗会场。 --------------- 书劫(4) --------------- 　　会场上已唱起了“语录”歌：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 　　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 　　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可巧，监督我的聂××去上厕所。天助我也，焉能错此良机！我迅速抽出床下的两本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扔在了火炉里，怕烧得慢，不住地用火筷子翻捅着，火焰起来了，那叫心疼，一种沉沉的犯罪感涌上心头。烧书?我对不起老托尔斯泰。我一辈子只烧过这一次书，总算解除了后顾之忧。每天八个小时弯着腰撅着屁股挨斗，整整一个月，备受屈辱。造反派终于给连部贴出大字报，说放着“五·一六”不抓，斗郭宝昌是有意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我终于靠边儿站了。可我这人是属狗的那一类，记吃不记打，“风头”一过又来劲了。 　　由于有了捡书的经验，成了毛病，每路过垃圾池总要贼眉鼠眼，情不自禁地看上一看。我这人有洁癖，遇垃圾必要远而避之，可现在竟对垃圾也有了特殊的感情。老天不负苦心人，居然又捡了两本回来，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是《罗曼罗兰文抄》。大喜过望，大概是哪位老兄也怕挨批斗，没有烧，却扔了。书页都散了，我重新装订；书脊贴上牛皮纸，用仿宋体写了《猎人笔记》书名，压平翻角，放到褥子下面。这两本书我一直保留到现在，尽管已新书满架，但这两本垃圾堆里捡来的书，我舍不得扔，有感情，它和新书并排放在书架上。这两本书若会说话，一定会亲热地叫我一声“哥们儿!”我很后悔，斗了我一个月并未“抄床”(也许我不在时早有人翻过)，否则，我就有四本书了! 　　一九七三年我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被分到并不拍故事片的广西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有了十平方米的一间斗室，依然无书可看，亦无书可买；就是有得卖，我也买不起。上有老、下有小，那点儿工资，糊口尚难以维持，还买书呢!改造了那么多年，我反动本性依然未改。 　　我经常做梦，梦见书，梦见回到我的书房，那份惊喜，那份激动……我惊醒过，哭醒过，方知是一枕“黄粱”!这梦还不能向外人说，一说就成了“变天账”、“还乡团”、“贼心不死”，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没有书读，在家里住也是活监狱。没书读的寂寞，是灵魂的寂寞!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的书，我忍不住回忆自己的存书，分门别类地开了厚厚的一摞书单，就我记忆所及共两万一千八百册。后来我们厂的一位编剧看了，惊奇地说，不要说看这么多书，就是把书名全背一遍也够“牛”的了。每天把这些书名浏览一遍，那也是一种巨大的享受啊! --------------- 书劫(5) --------------- 　　“四人帮”倒台，上街游行，我喊哑了嗓子，三天说不出话来。一年以后的一九七七年夏，我突然接到北京“落实办”的通知，发还全部查抄书籍。我惊呆了、傻了、疯了!我哭，我笑!对政府的那份感激之情，无法用语汇形容。我没钱。从南宁到北京，硬座火车票也要七十多元，俩人的工资只够买一般张票。借钱也得去，借不到我走也要走到北京! 　　我借到了钱，朋友们和我一样高兴。我终于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两天一夜我只是坐在车上发呆，我只警告自己看见书不许哭，我一分钟都没睡。一回到家，妈妈知道我来领书，她十分兴奋。她估计查抄的金银财宝、全部存款也差不多该落实了。可我脑子里全是书。 　　第二天一大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请了几个人蹬着三轮、推着斗车、拉着平板直奔国子监。负责人拿着我的书单把我领了进去，一进大院，令我瞠目：院里人来人往，混乱不堪，四周的大殿里，从地下一直到殿顶全是书。国子监，那是文化圣地呀！真是充满了书香，我的心快跳出嗓子眼儿了，可接下来的事情却叫我差点儿没得心脏病。 　　东廊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东城区。负责人把我领到殿门口，交代了一下就走了。殿内很多人在捆扎书籍。门口站着四个彪形大汉，光着脊梁，流着汗水，只看了我书单上的最后一行便高喊“两万一千八!”在殿内的一片呼应声中，一捆一捆的书像起猪圈一样地被扔了出来，不论薄厚，一捆都是四十本；于是有人喊数儿，有人记数儿，雨点般地从门口、从窗口扔了出来。四个大汉，明显地有使不尽的力气，头都不回地往背后扔书。 　　“一捆、两捆……十捆……七十二捆……”他们大声地吼着。 　　我心疼地想一捆一捆码好，可根本来不及，我忽然发现扔出来的书根本不是我的，有《高丽妇女史》、《内蒙古草原史》、《世界图书馆史》……肯定是一位史学家的书，书当然是好书，可都不是我的，也不是我需要的书。我忙大喊：“等等!等等!”几个大汉停了手奇怪地望着我，我说你们扔错了，这些书不是我的。 　　大汉说：“我们不管是谁的，不是两万一千八吗?我们就管数儿!” 　　我急了：“您按书单子找啊，我把人家的书拉走了，人家来了怎么办?” 　　“你要不要吧?” 　　“当然要了!我要我自己的，上边儿都印着我的名字呢!” 　　“没法儿找!要，你就拉走，不要我立马儿扔回去，要不要?要不要……” 　　大汉愤怒了，瞪着眼，歪着脖，声色俱厉，头上青筋暴露像审犯人逼供似的连珠炮一样地问我。我真懵了，有这么对待书的吗?有这么对待读书人的吗?国子监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自打有国子监那天起，也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吧?这落实的叫什么政策!我知道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我只好哀求再帮我找一找。大汉说没功夫啰嗦，要不要……要吧?我拉回去没用；不要吧?可能连这些书将来也得不到了。咬了咬牙，要! --------------- 书劫(6) --------------- 　　“七十三捆、七十四捆……一百零五……一百八十六……” 　　一捆捆的书又雨点般地扔了出来，我哭笑不得目瞪口呆地望着，我是欲哭无泪啊!假如说劳改时认罪、服罪、深挖犯罪根源，是精神上的被“践踏”，那眼前这一幕却完全是形象化的“践踏”；文化被施暴，文明被摧残……受害者无能为力。大汉们是没错儿的，他们只负责月底前把大殿腾空。我垂头丧气地把书装车，临行时又要求负责人帮我找一找我的书，他说试试看吧，不一定行了，也许你的书早已被别人拉走了。 　　把书拉回家我又傻了，“文革”中我家被扫地出门，现在只住七平方米一间小屋。床上、床下、柜顶墙边都堆满了书也不过只放了十分之一。看着小山一样的书，我的激情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了发愁了。只好去求亲戚朋友，每家存一部分，再将一大部分托运回广西。忙了几天才安顿好，我又依次整理了一下书籍，居然有一捆是我的书：那是《诗经》、《楚辞》、《石头记》、《文心雕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历代文选》、《洪深文集》等等四十本。我燃起希望，又挨家挨户逐捆逐捆地找我的书，再无所获。我再奔国子监，迎头一瓢冷水，大殿早已空空。 　　回到广西南宁家中，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又是书满为患，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那些书都不是我需要的，我还幻想着万一他们找到了我的书，我好拿这些书去换。半年，我的朋友们不耐烦了，叫我丢掉幻想，准备卖书！因为朋友来连坐的地方都没有，而且北京传来消息，我妈妈，还有我的亲戚朋友都不能再忍受书的“压迫”，已由我母亲做主全都当烂纸卖了。落实政策遥遥无期，我妈妈生活拮据，正好用卖废纸的钱补贴柴米油盐、青菜萝卜。我的朋友说了一句：“郭宝昌，你必须立即改变这种书贩子的状态!”于是领来书店收购旧书的人，一部分折价收购，大部分卖了烂纸，所留不到百本，我书香满室的美梦再次彻底破灭! 　　以后新书逐渐发行了，我买不起，借的债还还不清呢!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提了工资，才节衣缩食地买几本书回来。九十年代后，才放手买书，现在，我又有几千册书了。然而这十几年的书劫，每当思及却仍耿耿于怀! --------------- 书节(1) ---------------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每年都要举办一次书市，大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我一直把书市当做书的节日，也是读书人的节日。 　　每逢书市，几乎所有的出版社、书商都要亮相，摆出自己看家的好戏，各有特色，争奇斗艳，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是读书人的乐园。你可以站在书摊前，和摊主聊聊出版业的近况；你可以和不相识的书友谈谈近日又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书；你也可以揣两个面包，拿瓶矿泉水穿来穿去尽情浏览，即使一本书不买，溜达上一天，那也痛快、过瘾，也是一种享受，那是只有读书人才能感受到的一种情趣，一种特殊的氛围。 　　书市不同于书店，犹如现在的“超市”一般，进去一趟，什么日用百货、家用电器、衣服鞋袜，以至倭瓜茄子全可以买到，省却了东奔西跑。我由于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一年到头流窜于大江南北，偶尔在京赶上一次书市也不容易，但只要我赶上，我是必到书市走一遭的，过节嘛。 　　可近两年逛书市，却感到味儿有点儿变了。 　　那年的书市在地坛。吃完早点，我兴冲冲地奔向书市，还没走进书市便听到了里面的一片吆喝声： 　　“快来买！快来买!十块钱三本，便宜啦便宜啦!……” 　　“瞧一瞧！看一看!二十块钱买一套!……” 　　“贱卖了嘿!全部四折!……” 　　我以为走错了门儿，是不是到了农贸市场，进去一看，没错，书市。吆喝声此起彼伏完全像卖西红柿和烂菠菜的，这是怎么了?我的兴致立即化为乌有。无可否认，市场上流通的书是商品，书上有标价，你总要付人纸张、印刷、市场流通的钱嘛，可买回来的是知识。书是什么?是写书人情感的抒发，是一种人格的自我完成。他想向读书人说点什么，或者根本不想说点什么，只是抒发了，读书人却从中有了共同的感知，甚至理解了他的价值，于是有了沟通，它跨越时间、跨越国界，它是永恒的。于是买书，卖书，读书，藏书变得神圣起来，这和卖西红柿、烂菠菜完全是两回事。我惊讶地望着吆喝叫卖的摊主竟不敢靠前，我没有闻到书香只嗅到“铜臭”，太恐怖了!而且所有的书摊都大同小异毫无特色。 　　我深深地感到了出版业的萧条与艰难，摆出的书大多是沉积库底多年滞销的老古董。书价折得可怜，我怀疑是赔本儿赚吆喝，而且这些同样的古董几乎占据了一半书摊的显眼位置。摊主们卖力地吆喝着，擦着不住流下的汗水，我眼前立即幻化出国子监那四条大汉，按年龄推算，我又怀疑这些摊主是那四条大汉的后代。 　　话又说回来，和那四条大汉一样，这些吆喝者也是没错儿的，他只管将书抛出，将钱收回，或许卖多了有提成或奖金，这是他谋生的手段。至于书是否香，是否神圣，是否抒发了情感还是有无沟通，关他鸟事!我被摊主们认出来了，于是大声呼叫着我的名字，呐喊着“十块钱三本儿”，我若买的话还可以便宜些。又是一个哭笑不得，我说我并不在乎书价高低，我需要的书再贵我也买，我不需要的书你按烂纸价称给我，我也不要。摊主们立即向我推荐别的书，大部分是“厕上文学”和“垃圾文学”，假如也能叫文学的话。 --------------- 书节(2) --------------- 　　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向我推荐“性”文学系列。这本也没什么，可那种诡秘，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这又使我想起了老东安市场的书摊主李先生，真是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书摊、一个书市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书市要这样延续下去，我想，我不会再光顾了。经历了那么多年的“书劫”以后，什么时候能再有真正的书的节日呢?我们的恋书情结是永远不会变的。 　　这次书市我只买了一套《太平广记》，只花了三十元，我怎么算也觉得这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嘛! *第三部分 　　片子放完了，场内掌声雷动。克明松了口气说郭导，您成功了!这他妈叫什么事！他们没哄起来我就成功啦?后来才知道，坐在我后面那帮小子，就是导演系七八班的学生，也就是后来威名赫赫、声震中外的“五代”精英：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何群之流，高声呐喊的正是何群。 --------------- 相识“第五代”(1) --------------- 　　我与“第五代”导演，一九八二年以前并不相识。一九八0年有过一次接触——假如那也叫接触的话。 　　那一年我拍出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部——也就是处女作——电影《神女峰的迷雾》，我决定审查通过以后先拿到学院去放映(所有的新片，电影学院的学生都是先看的)。两个目的：一是毕业后十六年了，我才“处女”了一下，回去向老师汇报；二是示威，被整多年，回娘家扬眉吐气一下。但这一想法却遭到了在“神”剧中扮演吴新竹的演员侯克明(现任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坚决反对。他说现在电影学院里有一帮小子，专门以起哄为能事。 　　有一次，“八一”厂的一位老导演拿他的新作来放，这帮小子大呼小叫丑话迭出，鼓倒掌叫倒好，愣把这位老导演气跑了，说再也不进学院的门。还有一位“西安”厂的导演拿新片来放，愣叫他们给哄哭了，什么面子、礼貌，一概没有！现在一般的导演都不敢在学院放片子了。 　　学院领导严厉批评过几次均无效。我说我这片子还不至于吧！他说肯定哄，并仔细分析了一下说有三处可能挨哄，劝我罢手。我还就不信这个邪，我还没次到这种地步吧?我偏去!克明又说他拿片子去放，叫我别露面，放完了再告诉我现场情况。说得这么恐怖，反而惹起我的火性，一定要去，看看这帮混账小子怎么哄我，我也长长见识。 　　我有个习惯，看电影不愿旁边有人，总坐在右前方没人坐的地方。克明坐在我旁边，隔五六排的后面，坐着一帮学生，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 　　开演了，场子里很静。字幕过后，第一场山洞戏刚完，女主角出场有一个大近景，忽听背后有个人大喊：“好大的脸!”立即引起一小部分人的哄笑，克明悄声告诉我：“这就开始了。”等袁苑往下一跳，后面那人又大喊：“起音乐!”但此处无音乐，后面那人大声说：“我×，没起!”当女主角全景出现时，那人又大喊：“推!”但是这个镜头没有推，那人带有自嘲地喊道：“我×，丫挺的不推?”满嘴的脏话!三次没哄起来。您想想那镜头真要是起了音乐，真要是“推”了，下面会怎样地起哄!从此场内安静了，而且随着剧情，偶尔发出一些赞赏的笑声和轻轻地议论声。待演到“审瘦狗”一场，当瘦狗说“向毛主席保证，说瞎话我不是人”时，场内竟爆发热烈的掌声。直到换了本儿，下一场开始了，掌声依然不断。 　　片子放完了，场内掌声雷动。克明松了口气说郭导，您成功了!这他妈叫什么事！他们没哄起来我就成功啦?后来才知道，坐在我后面那帮小子，就是导演系七八班的学生，也就是后来威名赫赫、声震中外的“五代”精英：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何群之流，高声呐喊的正是何群。 --------------- 相识“第五代”(2) --------------- 　　我真正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一九八二年在厂里看他们拍的毕业作《红象》。几个画面一出来我就傻了，中国怎么出这东西了，这是一帮什么人拍的?凭我当导演的直觉和敏感，我知道一批新人起来了。片后的字幕中就是这批精英的名字，而且这批精英恰恰分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这帮狂放不羁、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在事业上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艰难地起步。他们对我还算客气，大师兄嘛，大概觉得我还不属“老朽无能”那一类。何群说：“看完了《神女峰》，别的公安片没法儿看了，您都拍到头儿了。”直到何群当了导演，拍完第一部片子见到我才万般感慨地说：“我×，以后不管什么导演拍出什么烂片子我也不哄了；谁要再哄，我×他妈!现在当导演也太难了!”这是他的肺腑之言。我倒不以为然，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是一种精神，哄一哄有何不可?有何不好?要叫那些固步自封、自鸣得意、观念陈旧、不思进取的导演感受一下羞耻——知耻近乎勇啊! 　　入厂以后他们按规矩每人都要跟两部影片做副手，然后才可独立工作。他们都跟了片。其实他们早就有了独立拍片的能力，但在中国不行，多年的媳妇才能熬成婆。这帮小子一能独立，立即要求成立青年摄制组，选定的第一个剧本便是根据郭小川长诗改编的《一个和八个》。这叫我吃惊。这个本子厂里最早交给我，希望我拍。我看了本子，当然好!可那是什么时候，刚打倒“四人帮”五六年，政治环境并不宽松，“伤痕”一类的文艺作品正在受到非议；我也刚摘了反革命的帽子三年。 　　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锻炼了我灵敏的政治嗅觉，现在拍一个土匪抗日的片子不是找死吗?我劝厂领导放弃，这个本子就搁下了。这帮不怕死的牛犊子要拍，正中厂领导之下怀，不顾我的一再告诫决定上马，更要命的是对这帮年轻人不放心，要我做“艺术指导”。我拒绝。 　　这帮小子登门找我来了，说我不挂名青年组就不成立。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就挂吧，但我声明“我指导不了你们，挂名只为了你们上马，一旦拍完我立即撤退，字幕上也绝不挂名”。艺谋说：“这都是后话，到时候再说吧。”我知道我真指导不了他们，有《红象》在先，已经够我学习一阵子了。我挂了名便去忙我自己的新片去了，开机我也没功夫去，只写了一封贺信。他们的第一批样片出来的时候，我正好在京，艺谋约我去看，并叫我一起去易县外景地看看。 　　在洗印厂先看样片，只有我和艺谋两人还有我的一位司机。样片一放我震惊了，空间的处理那么独特，光打得那么有个性，演员的表演那么朴实，不完整构图所展现的画外空间那么具有想象力，银幕造型那么强劲有力，是一种全新的电影语言，形式上的突破真是“胆大包天”。太另类了，是我看中国片以来，最具个性、最为叛逆的最优秀的片子。假如说《红象》给我的还只是一些浮泛的感受，而这批样片是“五代”给我上的第一课，我折服了。我向身旁的司机小徐说：“中国要出大师了!”尽管它的形式并不完全合理，可它本没想合理，它只想突出两个字：叛逆!这便是一代人成长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素质。 --------------- 相识“第五代”(3) --------------- 　　样片一看完只见艺谋哭丧着脸对我说对不起郭爷，这批样片拍得不好，您那么支持我们，我们拍成这样太惭愧了。看得出他决非假谦虚，决不是假客气。他说“砖窑”一场本想把背景刷黑，这是错用了墨汁来刷，反映在胶片上变蓝了，墨汁有胶凝固以后有反光，整个儿砖窑的气氛全破坏了。我又震惊了，这么点儿小事至于这么哭丧着脸吗?我说千万别来什么对得起对不起什么的，这批样片很棒。他说不行，回去以后要补拍，我说现在绝对不行。 　　在去易县外景地的路上我向他陈说厉害。当年新手上片，只要第一批样片拍砸了，只要第一批样片补拍，只要这消息传到厂里，就立即有被停拍的危险，因为人事关系不是一般的复杂。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而且是握有实权极有影响力的人正摩拳擦掌拭目以待，小刀儿磨得贼快，随时准备捅你一下子。 　　艺谋满脑子艺术，对周边环境形势之险恶毫无戒备心理（这在后来《黄土地》中更凸现出来）。我说对于这批样片要大造舆论，要说“好得不得了”，更不能提补镜头的事。车到外景地已是夜里十一点多钟，摄制组全体人员几十口子全都站在村口迎接，急等着要看样片，实在令人感动。 　　全体驱车奔了县电影院，刚好影院散场，观众退尽全体看了样片。样片放完场内鸦雀无声，何群突然站起大叫：“我×的咧，这拍得叫什么这叫，这他妈能看吗?我×，怎么成了……”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怎么就把何群这混小子给忘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忙冲上去把何群拉到一边说：“你他妈活腻味啦?喊什么你?”我把对艺谋的话又对他说了一遍，何群恍然大悟、满脸尴尬。回到外景驻地开了一个会，统一了认识：一，这批样片好得不得了，立即送回厂里审查。二，用不着补镜头了。三，“砖窑”一场重拍，但要在这个外景点儿全部拍完以后，临撤退前补拍，而且不是“补”，是增加戏，增加几个镜头。可新鲜事物的起步绝非那么简单，传统观念的惯性束缚着几乎所有人的思维，看完样片后首先是演员不答应了。 　　他们对样片的风格极不理解。“八一”厂的一位老演员气呼呼地说：“拍的这叫什么?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我都没看见我那脸在哪儿，好容易看见一个，还在画面边儿上，还一半儿在外面，里边儿只剩半拉了!”这种情绪很普遍，我找这位老前辈谈了话。第二天又开了会，祝贺第一批样片的成功，并希望大家理解新的观念，支持年轻人的创新精神，中国电影需要突破。 　　下午我去了拍摄现场，再次使我震惊，这是“五代”给我上的第二课。现场围观的老乡甚多，我也帮着维持秩序，有一个人竟站到场子中央，我把他向外推说老乡往后往后，这人说郭导，我是演员，着实叫我一愣，我又推第二个，又是演员，过一会儿我又去推那第一个，还是当做了老乡。这人就是辛明。他说您怎么老推我呀!我还从来没这么眼拙过，任何戏我都可以从千百个老乡中，准确地抓出扮演老乡的演员，扒层皮都认得出是个“城市老乡”，可这个戏我居然一再上当。他们把演员剃光了头，淋上水，在太阳下曝晒，使头皮和脸色一致。他们不满足于服装做得旧，叫演员穿上衣服在土地上乱滚，在土墙上乱蹭，每个镜头前都往演员的头上身上撒极细的土沫，那真名符其实，一丝不苟。他们严谨的作风、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使我深受触动。 --------------- 相识“第五代”(4) --------------- 　　晚上回来又开了总结会，我表示了深深的敬佩之意。第二天我返回北京，要把样片发回厂，由厂里审查，我又担心了。其实那位老演员的看法，很具代表性，一旦这批样片不被审查人理解，再加上别有用心的人一起哄，整个摄制组就有夭折的危险，所以审查时我必须在场。往南宁发片的同时，我给生产办主任写了一封信：我没回去之前任何人不得看样片，片箱不得开封。我那时还有点儿“破”权力，领导也信任我。 　　十天后我才回南宁，片箱果然原封未动。当晚，厂里放两部片子，散场后将所有的人驱逐出场，只留下厂长和书记二人，我陪他们看样片，边看边解说；其实我说的都是我的学习心得。样片放完，二位领导称赞不已。 　　此后，我筹备自己的新片，再也顾不得《一个和八个》。待影片完成后立即轰动厂内，领导也喜不自禁，立即去京送审。我没挂名，那简直是骂人! 　　此片开拍前，电影局审过剧本，并特请陈荒煤同志把关，他认为本子很好，只是结尾太过悲惨，希望改得光明一些。这帮牛犊子们不改，争到最后决定拍两个方案，按原作方案拍一条，按荒煤同志意见也拍一条，两不耽误。 　　那时送审，由于多次发生审查现场局领导和创作人员发生冲突，后来规定凡审查现场，创作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只可“龟缩”在招待所，听候宣判；而且审查意见并不署名，只盖公章，整个感觉有点儿“虎”怕“牛犊子”了。思来想去不妥，我必须进审片现场。我便去请荒煤同志，想请他一人审查。他若通过放行，便可省去许多麻烦。我知道审查这关，人一多七嘴八舌是肯定通不过的。荒煤同志一直待我不薄，欣然允诺。 　　审查当晚，我带着片子和剪接师驱车前往局里，艺谋等人只能在北影招待所等候。车行半道，我问剪接师片子结尾接的哪个方案，他说是原作方案。我一下子就急了，太不懂事了，荒煤同志审查怎可接原作方案。他说哥几个都说第二方案太影响全片质量了，我说这第二方案能通过就不错了，只要通过就是伟大胜利，拿到通过令以后，再去耍赖要求换原方案也不迟。我叫司机立即打道回府去换方案，剪接师说第二方案带着呢，我叫他一进放映室立即换方案，有九十分钟的时间足够了。等到了局门口，剪接师进去了，我被拦在门外，不得进入，怎么求也没用，谁也不能破坏局里的规定，急得我直转磨。这时荒煤同志的车开到了门口，我属于老奸巨猾一类，立即冲上前替他开车门，扶着他下车走进了大门直奔放映厅，我扶着荒煤同志边走边说着话，一路上无人敢拦。看片子时我坐到荒煤身后，第二本还没放完，剪接师从放映间跑下来悄悄告诉我第二方案已接好了，我松了口气。 --------------- 相识“第五代”(5) --------------- 　　片子放完了，我紧张地望着荒煤，看得出荒煤同志很高兴，他说这些年轻人很了不起嘛!我忙问有什么意见?荒煤说没有，我忙问那就通过了，荒煤点点头说通过。没想到如此顺利。我由衷地佩服这群年轻人，有魄力!当年这个本子我是没敢接的呀，可这一关他们闯过来了，不服这帮年轻人行吗?我从局里出来立即跑到东四邮电局打长途向厂长和书记报喜，那份喜悦自不必说。我又赶到北影招待所，哥几个欢欣鼓舞，我叫他们立即回南宁做拷贝发行，而且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原作的结尾换上，只要发行了谁说也没用了，反正有荒煤同志兜着底。我以为万事大吉了。 　　第二天我到北影办事，居然看见这帮哥们儿一个没走！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走，何群说我们等某部长题字。太奇怪了，题什么字?题《一个和八个》的片名，我一听真如五雷轰顶，这不是嘬死吗?拿到了“通过令”还不赶快“夹着尾巴逃跑了”？万一上边有这样那样的人事关系、万一有什么恩恩怨怨、万一某部长要看片子、万一……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他们不听，说与某部长的儿子是铁哥们儿，万无一失。我无奈地走了。 　　我一向对请首长题字怀有看法。有的连片子都没看就请首长题词，片子好也还罢了，片子不好，不是有损首长的形象吗?这样的做法于中国影视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些人也永远变不成“真老虎”。 　　毋庸讳言，《一个和八个》寻求题字之举实属这帮年轻人急于求成的侥幸心理，我十分反感。后来，艺谋、何群等人成了“真老虎”那是靠自己的天分、才能、刻苦、勤奋所得。所以，正经的从影人员，还是在艺术上多努力吧！ 　　第二天，果然传来消息，某部长要看看片子才能题字。对如此危险的信号这帮年轻人竟置若罔闻，说荒煤同志已经通过了，还会有什么问题?我说找个借口，字不必题了，赶快回去做拷贝。不听。片子送上去了，还等着吃热屁呢！ 　　两天后噩耗传来，不但字没有题而且指示该片先不要发行，有些问题需要研究，请文化部领导看一看。这下全他妈傻了，“牛犊子”就是“牛犊子”！我去局里游说。局里确实已经说了不算。我想无论如何要让影界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形成压力，便提出既然有问题就要修改，能否请一些专家来会诊，看看片子，集中意见好一次修改完成。局里斟酌再三同意了。但规定范围要小，以七八个人为宜。开了口子就好办，索性把结尾换上了第一方案，将拷贝拿到北影，在小放映间组织了几个人看。 　　这消息早已在影界传开了，闻讯前来的人很多，索性来个开门迎客，谁爱进谁进。顿时小放映间里人满为患，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而且第一排座位前面的地上也坐满了人，直坐到银幕下面需九十度仰脖儿才能看见。 --------------- 相识“第五代”(6) --------------- 　　我从小看电影几十年，从未见过一部影片放映中会有如此热烈的反应，都是内行啊!场内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影片一放完，全体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他们愤怒地问这片子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通过?此消息传开，无数没看到片子的人强烈要求再放一场。反正也这样了，一不做二不休。第二天，干脆租了“新影”大礼堂，影界的朋友们蜂拥而至，有头有脸儿的名人全来了。整个礼堂人挤人、人挨人，几无立锥之地，入口门外都站满了人。这才真叫盛况空前。 　　影片放完后，全体起立鼓掌达十分钟之久，一浪接着一浪。我就纳闷儿，他们怎么就看不出片中的问题呢?觉悟太低了吗?嗅觉太迟钝了吗?消息立即传到了电影局，我被叫去，受到局领导严厉的斥责和警告，并封存拷贝，严禁任何人再看。 　　我急了。不是应该相信群众吗?干嘛这么害怕群众?终于吵得地覆天翻，我已经控制不住地满嘴脏话，被秘书大人用力推出了办公室，说怎么可以这样和领导说话?一走进大办公室我又和他吵了起来。旁边的几位干部也都跟着帮腔说我不对，他们一再说有人说有什么问题。我说你们少说别人，你们说有什么问题?都不说了，还是那位秘书更坦诚些，他说：“我认为没问题，可我说了没用，你最好去找×领导，在局里闹，一点儿用都没有！”那就找吧!此时《一个和八个》的主创人员全都没有了发言权，我去找×领导，他们只能无奈地在楼下坐在车里等消息。我是软硬钉子碰了一轮，走投无路只好又来求陈荒煤。 　　荒煤同志身体很不好，住在北京医院，我十分惭愧地向他描述了事情经过，他显得很疲惫，阴沉着脸听完了我的汇报，两眼始终低垂着看着盖在他腿上的夹被。我知道我们使他陷入了非常被动、非常尴尬、非常为难的境地。沉吟半晌，他才喃喃地说：“宝昌，我告诉你，现在这部片子不修改是绝对通不过的。”还能说什么呢?真是对不起荒煤同志啊!我只好说请局里给个意见吧，一二三四五……全写清楚，只要这样改了就可以通过，我们回去改。 　　一个星期以后文件下来了，那些意见真是惨不忍睹啊，艺谋等人拿着意见灰溜溜地回了南宁。改吧!改好以后再次送审，顺利通过，应影协之约又放了一场，场内寥寥无几的也就坐了二三十人，都看得垂头丧气。一放完罗艺军便指着我大叫：“改得这叫什么?简直是化神奇为腐朽!”骂谁呢?又不是我们要改，“宁可封杀也不改!”说得轻巧，厂里投了几十万元，不收回成本厂里职工还不把艺谋等人吃喽?那也是一群老虎啊!一个电影人，其实就是坐在虎山上。 --------------- 相识“第五代”(7) --------------- 　　五年以后“广西”厂新来的厂长决心再搏一下，恢复了《一个和八个》的原貌，得到电影局首肯，并送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参赛，终于获奖。 　　我自己筹备已久的影片《雾界》要开拍了。分完镜头以后，我把张艺谋、何群、肖风请上了我的外景地“大明山”，并叫我的摄影师与艺谋同住，以便早晚请教。我把我分的一百六十八个镜头画了一百六十八张图，每天与三位一起切磋、研究，受益匪浅。这是“五代”给我上的第三课。他们又和我一起采外景，满山乱跑。我要选个入山口，看了多处都不满意，后来终于选定了一个，张艺谋说这地方不错。 　　从阳光明媚的山外跟着人慢慢摇进阴暗潮湿的原始森林……可惜前边儿这棵树挡了来路，而且避不开，除非把这棵树砍喽，那就豁亮了。是啊，那倒是豁亮了，砍树?犯法!抓住了得进班房。艺谋说不能砍那这个景就放弃吧。 　　最后也没选到比这儿更合适的，那就砍吧!深夜，我带了组里一帮“土匪”摸到山口，这个时间看林子的人员绝上不来的。好家伙，那棵树要两个人才抱得过来，砍!乱斧齐下，足足弄了俩钟头，树倒了，我们合力将它推下悬崖。为了毁灭罪证，又挖土铲草皮将地上裸露的树桩埋好，我边埋边说：“对不起！对不起了！”为了艺术您就牺牲一把吧，这都是张艺谋的主意!” 　　《雾界》刚一开拍，“广西”厂又来了一位“牛犊子”——陈凯歌，他自己带了一个本子，那就是后来轰动中外的《黄土地》。可他与厂签约要拍的是另一个本子，他要毁约换本子，而且指名要张艺谋合作摄影，而厂里已经决定叫艺谋上另一部片子了。厂里如何能够答应?凯歌拿着一封陈怀恺老师的信来找我了。这给了我多大面子! 　　为了达到目的使《黄土地》上马，可以这样说吧，我与凯歌耍了无数“狡猾的阴谋”、“卑鄙的伎俩”、“无耻的手段”，终于如愿以偿。凯歌说我是“教父”，其实我就是个“教唆犯”。无数的记者(包括港、台)都向我追问过这段经历，但由于牵涉到很多好人和小人、受骗者和得益者，所以只能是无可奉告——现在依然无可奉告，给人留点面子。只是受益者至今不知如何受的益。 　　《黄土地》上马了，“牛犊子”们去了陕北外景地，我则又上了“大明山”。本又以为万事大吉了，真是天有不测风云。《黄土地》下马，摄制组被连夜从陕北召回。我闻讯大惊，忙停了《雾界》的拍摄匆匆下山赶回厂里。各种人都在表演，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又是由于“面子”问题，此事依然无可奉告。最后《黄土地》重新上马，凯歌胜利了!他们重回陕北，我又返回“大明山”。 --------------- 相识“第五代”(8) --------------- 　　越是“无可奉告”吧，媒体就越是关注，越是好奇，越是刨根问底，想弄个爆炸性新闻抢个头版头条或红字标题。每次采访都弄得我很狼狈。不管我们使用了什么手段、何等伎俩，我们不是坏人，没做坏事，堂堂正正地想干成一件事——干一件自己想干又于己有利、于中国电影有利、于国有利的好事。电影界太复杂，你想规规矩矩按部就班地去干，根本就不可能做成!你必须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上蹿下跳，拳打脚踢。累不累?真累!可别无选择。不做铁砧就做铁锤，凯歌、艺谋都选择了铁锤，所以成功!这种选择都使他们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我的《雾界》完成以后来京送审，未被通过。我太知道个中原因了。自《一个和八个》吵翻以后，我决心不再进电影局的门。去干什么?早已没有了“回娘家”的亲切感。 　　应影界同仁之要求，《雾界》在西山开了一个研讨会，朋友们给了很多鼓励。会上我特别向与会者宣布，“广西”厂又将有一部惊世骇俗之作问世，那就是《黄土地》。朋友们起哄说我又在吹牛，在给“广西”厂做广告。我不是瞎吹牛，早在《黄土地》的剧本阶段我就嗅出了它不同凡响的独特气质，我向厂领导说此本若拍，必在世界上拿奖，国内更不用说。 　　厂领导也认为本子不错，但没那么邪乎，说我是为了推上马的夸大之词，说我吹牛。那是我从影以来看到过的最好的本子，没必要吹牛。我当时只提了一条意见，就是男主人公回部队述职一场太实，与整个的风格不统一。后来凯歌改了，而且改得十分精彩。我回厂以后，《黄土地》后期制作已快完成，凯歌请我去录音棚看片。这是“五代”给我上的第四课。 　　我的感受不再赘述，无数有关《黄土地》的评论都已说尽，任人皆知。说一点儿外人不知的。看完片子以后凯歌叫我稍候，他提来了一个大收录机。我不知他要干什么，他叫放映员把“安塞腰鼓”一场再重放一遍。画面刚一出现，他立即按动收录机的按键，传出了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声。我惊呆了。 　　放完以后，凯歌问我的感受，我无言以对，却引起了我深深地思考：那强烈的反差，完全对立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声画对位……我想，无论是土得掉渣儿的乡下腰鼓，还是洋得不行的城市迪斯科，他们在人性的勃发、个性的张扬、肉体的解放、心灵的碰撞上都是相通的。 　　影片渗透了凯歌超前的意识和对现实的关照，具有非同一般的美学内涵。《黄土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没有瞎吹牛。 　　《雾界》被封杀，我心灰意冷，决定离开电影厂。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要去深圳电视台了，电视比电影要宽松些吧!临行前艺谋、凯歌希望我把他们要拍的《大阅兵》定下来。由于有了《黄土地》的成功，《大阅兵》很快上马了。我则不辞而别，潜入了深圳，不管厂里怎样劝说，我誓死不回头了。一年以后，艺谋去了西安，凯歌回了北影，何群则流窜到广州，完成了一次胜利大逃亡。“广西”厂从此落寞。 --------------- 相识“第五代”(9) --------------- 　　到深圳以后才感到这里几乎是文化沙漠，过日子、做生意还行，搞艺术实在是难于施展，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我精心制作的电视剧《椭圆形轨迹》被封杀，而且说不但现在不能播，永远不能播!我感到势单力孤，没有一帮高水准的志同道合的伙伴成不了好作品。于是我千方百计地将摄影大师侯咏调来了深圳。第一部片，去山西合作拍摄电视剧《雪泥鸿爪》，并请了现在已是著名导演的霍建启任美工师，开始了我与“五代”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这个剧的拍摄是“五代”给我上的第五课。许多模糊的电影观念，或者是理论上弄明白了实践上依然模糊的观念，通过这次合作清晰了。 　　八十年代中期影视界重点研究的是“空间”问题。周传基教授看过《雾界》后曾大为赞赏，我请教他还有什么问题，他沉吟一下说“空间、空间、还是空间。”通过这次与侯咏的合作我才真正明白了导演该怎样去组织自己的影视空间。此片拍得很艰苦，完成以后侯咏十分满意。又未获通过。 　　我与侯咏又合作了第二部电视剧《特区移民》，我多年追求的画面终于在侯老师手下出现了。当时深圳电影制片厂刚刚成立不久，需要积累资金，我只好又转回电影，与侯咏合作拍了《她选择谋杀》和《联手警探》两部娱乐片，着实赚了一笔钱，且给厂里拿了奖，总算对得起领导和深圳。我不想在深圳混下去了，一九九0年始周游四海，闯荡江湖，成了“独立大队”。 　　一九九二年侯咏与田壮壮合作拍影片《蓝风筝》，由于我与侯咏合作多部，他知道我会演戏，便突发奇想，约我去该片中演一个“文革”时期受迫害的老干部，女主角由吕丽萍扮演，我演她的第三任丈夫，前两任是濮存昕和李雪健。两个特大腕儿横在我的前面，这不要我的核儿钱吗!我问壮壮不担心吗?他十分坚定地说不担心。其实壮壮对我了解并不多，我们长期以来只是“搓麻”的交往，他与艺谋、何群等人还不一样。 　　艺谋、何群他们在广西经常到我家蹭饭，我做得一手好菜，因此才有后来艺谋说的：“一流厨师，二流导演”，这本是赞颂我的厨艺之话。壮壮来我家，因以“搓麻”为主，吃饭则以简单为好，每次都是炸酱面，不做菜。当然我的炸酱面堪称一绝，为影视同仁交口称赞。壮壮每吃必两大碗，他吃面必就大蒜。有一次大蒜没了，他不干，叫制片主任下去买。我说菜市场都关门了，大概买不到。他说制片主任没那么傻，连头蒜都弄不来还当什么主任!偏偏主任一脸无奈地空手而回，被壮壮臭挖苦了一顿，说你没那么傻吧，楼下那么多饭馆儿，你不会去要两头!主任只好又下楼去要了几头蒜上来，壮壮这顿炸酱面才算是吃舒坦了。 --------------- 相识“第五代”(10) --------------- 　　这次我以演员的身份与壮壮合作，自然受益的角度又有所不同，这是“五代”给我上的第六课。他的感觉，他准确的阐释，对表演的理解，细腻的处理，精准的判断，展现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底。戏演完了，壮壮和侯咏满意之极，给了我不菲的酬金，吕丽萍也夸赞我说比专业演员还专业。此片未获公映，我的光辉形象终未能与观众见面，但同行中对我的表演颇多赞誉。 　　一天夜里快十二点了，张艺谋忽来电话说看了我的片子后非常激动。我很奇怪说我最近没拍什么片子，他说是《蓝风筝》，并要立即见我和我聊聊，我说太晚了，他说十二点还晚?二十分钟后他到了我家，对我的表演评价甚高，并说我是一流演员。这就有点儿乱，是一流厨师呢?还是一流演员?《大宅门》出笼以后，朱德承又说我其实真正的是一流编剧，这更乱了!于是有了“一流厨师，二流编剧，三流演员，四流导演”之传说，最终演变成了报纸上所说的：“张艺谋说郭宝昌不过是个四流导演，不知郭宝昌做何感想?”我没感想，倒不知这位记者是何居心! 　　一九九六年我第一次上马《大宅门》，再次请侯咏合作，侯咏欣然答应，拍了三集多，由于十分“肮脏”的原因(可惜这件事又是无可奉告)，《大宅门》中途夭折。四年后再次上马，侯咏由于已重任在身，不能全程兼顾，出任了《大宅门》的摄影艺术指导。他兢兢业业，有时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和摄制组的人同甘共苦，冒着严寒吃着盒饭不曾有过一句怨言。 　　不管外界如何传闻，我与“五代”精英交谊甚厚，是交情，是友谊。我们曾一起共事，一起患难，一起搏击，一起创作。谁对谁也没什么恩，谁对谁也无恩可报。有人说是我成就了“第五代”，这十分荒唐，君子之交淡如水，朋友之间帮点儿忙，也是做师兄的责任，“五代”也帮我不少的忙，难道我也要报什么恩吗?至于张艺谋、陈凯歌也说过一些话，不过是溢美之词，不能当真的，我知道我自己有多少料，我已是老牛，遇见虎知道躲着了。 　　“五代”的崛起自有其成因，我帮过很多人，大多业绩平平，为什么?“五代”有自身的优势：才华横溢，意志坚强，勤奋刻苦，敬业有加；他们有着顽强的创新意识和叛逆精神，具备精英的素质。不是什么人帮一下子就可以起来的，具备这样素质的人不多，帮与不帮金子总要闪光。我向他们学习的正多。 　　我倒是以为，从艺者，特别是年长几岁的从艺者，要经常注意知识的更新，注入新鲜的血液，吸取青年人的活力，才不至于落伍，才不至于过早地被淘汰。我是过来人，说的都是真心话。有一些话也并非表白之意，发一发十几年来心中的愤懑而已。 --------------- 相识“第五代”(11) --------------- 　　相识“第五代”，挺好的! *第四部分 　　演戏中间，我看见旁边的外国人都不时低声问翻译什么，大概他不懂，总是摇头显得有些狼狈。他突然扭头向我问：“嘿，戏迷，上边儿唱的是什么?”我立即解答，他便扭头向外国人翻译，我索性把演员的表演动作、唱腔板式、龙套的调度、锣鼓的象征含意一一讲给他听，他便不停地翻译，直到终场。翻译高兴了，他说“你肯定是唱戏的，你把我救了”，周围的外国人也都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 戏迷传(1) --------------- 　　说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戏迷，概念上来说就是现在的“追星族”。我们当年也不过是十四五岁，若说追星，现在的小青年比起我们当年来恐怕还差一大截子。当时还没有流行歌曲，偶有港片，也有年轻人学着唱“三棒鼓”、“三炷香”之类，但形不成气候，更多的是京剧迷。当年我们追星之痴迷、之疯狂、之惨烈，现在和年轻人说起来，都表示愕然，至于吗?京戏有什么好看的?你别踩乎我，你现在追歌星，我很理解，那些“哥呀妹呀”、“你情我爱”呀，很适合你们这种年龄人的心态，你们有了一个情感发泄的渠道，这太合理、太正常了。而我们当年对戏的迷恋，那是因为京戏(实际上可说是戏曲)太有魅力、太有学问、太美了，你看不出来那是因为你不懂。 　　我一直纳闷儿，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为什么不增加戏曲常识课?有位首长说“京剧要从娃娃抓起”，那指的是对演员的培养。我想“戏迷”的培养也要从娃娃抓起，开戏曲课，叫孩子们看录相，告诉他们为什么《三岔口》两个人摸黑打架，却不把舞台灯光全关掉。告诉他们为什么《秋江》的老艄翁拿把船桨和陈妙常晃来晃去，就让你感到满台都是水，这都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孩子们求知欲强，有好奇心，你引导了，他就会去看、去学。要培养出一代代的戏迷，京剧才有观众——没有观众弘扬什么民族文化? 　　我从小最早接触的舞台艺术就是京剧。我家是大宅门，在北京重要的戏园子里都有我家的长年包厢，平时是空着的，只有重要演出，我们老爷子老太太才去看，那空着的时候，就成了我的世界。年龄小，看不懂戏只看个热闹，最不爱看的就是青衣咿咿呀呀没完没了，只喜欢武戏，特别是猴戏。高小以后喜欢花脸，继而老生，中学以后迷恋上花旦、青衣，不懂没关系，架不住长年熏陶、耳濡目染，不但入门儿，而且会唱了，《武家坡》、《坐宫》、《卖马》……一段儿一段儿经常被大人们点唱，后来就专门学花脸了。 　　我当年嗓子好唱到六半儿调，为一般戏迷既羡慕又嫉妒，于是组织业余京剧团、拜师。高中以后才品出京剧之博大精深，学问无穷，钻到里面出不来了，这是大海，一辈子也研究不透，至今也不过学点儿皮毛而已。大学以后我做了约十几万字的笔记，可惜“文革”中全遗失了。 　　我这个戏迷与别人还不一样，我什么都迷。除每星期至少看五场电影以外，还要看三至四场戏。 　　话剧，我几乎视做老本行，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最少看过三遍，多则五遍。我能把《茶馆》的整个剧本背下来，于是之、英若诚、方琯德、舒绣文、胡宗温等等都是我心目中高山仰止的形象。 --------------- 戏迷传(2) --------------- 　　芭蕾，除“芭校”、“芭团”的全部演出外，外国访问团体如“新西伯利亚”、“蓝伯特”、“松山树子”以及“乌兰诺娃”专场我无一漏过。 　　曲艺，我是“前门小剧场”的常客。那时还是计时收费。不但听相声，还多次上台说相声，特别是天津曲艺团，骆玉笙、花五宝，都是叫我魂牵梦绕的巨星。花五宝一曲梅花大鼓《探晴雯》叫我三日不知肉滋味。评剧，新凤霞的《无双传》，她在台上热泪盈眶，我在台下掩泣呜咽。我从画报、报纸上剪下的新凤霞、李忆兰的照片、剧照赫然贴在我的床头。 　　歌剧，从初期的《刘胡兰》、《王贵与李香香》到后来的《茶花女》、《货郎与小姐》我一场没落过；李光羲、娄乾贵是我心中之偶像。当时每年都有很多外地剧团进京演出，没有两下子的敢进北京吗? 　　婺剧晋京，我连看了一个星期，学校的晚自习全去他妈的了。 　　川剧晋京，我追着一直看到他们离京，晓艇、晓舫、周企荷使我神魂颠倒。秦腔、汉剧、粤剧、越剧、高甲，真是看不过来的精彩纷呈。 　　扬剧晋京，使我看得目瞪口呆，回到学院向老师建议鼓动同学都去看，结果学院决定把扬剧团请进门演出了专场。一出《鸿雁传书》倾倒了全院师生。 　　可以说没有什么我不看的，而且看了就入迷，我属于那“全面追星”一类。 　　如此这般，还有时间上学吗?没有!“正经事”还干不过来呢，哪有时间上学!于是逃学、旷课、写假的假条，而且带了一帮戏迷逃学。前不久与中学几位同学聚会，他们还说：“郭宝昌!我们那会儿逃学全都是你带的!” 　　光看戏还问题不大，都是晚上或星期天日场，顶多晚自习不去，可要看戏，就得买票；你要买好票，就得白天提前去排队，好戏则更要提前，否则你根本买不到。 　　所谓“提前”这个概念不是提前一两个小时，而是十几二十小时。我最长一次排过二十八小时，从早上八点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那是梅兰芳先生的《霸王别姬》。数九寒天，北风呼啸，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揣上个干烧饼，往剧场门口售票处一坐，苦不苦?苦，可苦中有乐。 　　提前这么久排队买票的都是大戏迷，久而久之这些人都成了熟相知，偶尔有谁没来，大家便会关心地询问，是否有事?病了?而且还要在排队的登记名单上先给他排个号。然后坐在一起开始侃戏，梨园界的种种奇闻轶事全在这里集中，精神大会餐，名角儿们便成了大菜。谁谁创了新腔，谁谁台上出了错，谁谁排新戏了，谁谁跟谁弄了一腿正闹离婚呢。先是十几人侃，继而二三十人，最多能有六七十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地侃。一般来说我是主侃，还有一位住在南池子北口的姓穆的胖女人也是主侃之一，她最舒服，一天两顿饭家里有人送。我则不行，因是旷课，根本不敢叫家里知道。其实我家是大宅门，与梨园界交往甚多，每到重要演出都有人送票来，而且家里很少有人去，这个票我是不要的，必须去忍饥挨饿地排队买票，这不贱骨头嘛!可就是为了享受那点儿苦中的乐。不是戏迷那是很难理解的，而且得迷到一定的程度。 --------------- 戏迷传(3) --------------- 　　这是一种什么程度呢?一九六一年初春，梅兰芳先生在吉祥戏院“贴”演《穆桂英挂帅》，谁也没想到这就是他生前对外公演的最后一场。我没有票，早早儿地便跑到“吉祥”门口，等退票，从东安市场门口到“吉祥”门口等退票的简直是人山人海。也怪了，这天竟然没有一个退票的。忽然看见了马连良和言慧珠过来看戏，因为都很熟，马先生叫我小弟弟，问我是否没票?我说有，他说没有就和我一起进去，我仍说有，在等个朋友。马先生进去了，我立即被等票者围了起来，说我等的那人若不来则把票让出。我忙说我没票，但没人信。 　　一个矮个子的东北人问那不是马连良吗?我说是，他说你没票为什么不跟他进去?我说只想过一过等退票的瘾。他仍不信，拿出了两张火车票说：“同志，我从东北来，你看，这张是来的，今天中午到北京；这张是走的，明儿一早儿的火车。这次专程来看梅先生，没想到，还没上火车的时候，北京的票就卖完了。你行行好，把票给我，我只进去看一眼，只要看见梅先生在台上一摆，我就出来把票还你，要不然我还有什么脸回东北。”言辞恳切，周围的人也都帮他说情，我说我真没有票，要不这样，只要有一张退票，不管谁拿到都让他进去看一眼好不好?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东北人很感动。 　　开演了，等退票的人走了不少，剩下的也还有百十来人，只要有个过路的，都会围上去问有无多余票。那个东北人焦灼不安，显然耐不住了，就跑到入口处求看门人，能否让他进去看一眼梅先生，只看一眼就出来，看门人不允，东北人说就一眼，说话算数，要不就让看门人押他进去，看一眼再押出来。这引起了所有等票人的同情，都帮他说情，看门人不耐烦了，说绝对不行，要是都进去看一眼，剧场不乱套了吗?大家立即喊道：“我们不进去，叫他进去，叫他进去!”看门人无动于衷。我愤怒了，振臂高呼：“叫他进去看一眼!”所有人全都响应，振臂高喊：“叫他进去，看一眼!”很像当时的反美示威游行，看门人吓坏了，以为要“暴动”，连忙退了进去把大门关上了。东北人垂头丧气，看来毫无希望了，这时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 　　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郎匆匆走来，非常漂亮，到门口东张西望了一下，好像找什么人没有找到，便走到一边慢慢踱起步来。我知道外国人都非常懂礼貌，戏已开演绝不会中途进场，肯定是等中途休息再进去了。她肯定有票，但没有敢上前问。我也无聊地在边上踱来踱去。旁边的一间小铺的收音机在播放裘先生的《铡美案》，我一边走一边小声地跟着唱。那女郎便不时地扭头看我一眼。那时我才二十岁，还有点儿模样，不像现在这么困难，西装笔挺，皮鞋锃亮，穿一件进口的日本风衣，蛮帅，也不时地回头望一眼女郎，打住——只是友好地望一望，绝无别的意思。 --------------- 戏迷传(4) --------------- 　　上半场结束了，剧场门开了，有些观众走出来透风，等退票的只剩了四五十人，只见一人手持一张戏票走出，人们立即围上去，那人却向外国女郎招招手。女郎走过去和他说了几句什么，显然那人是翻译，大概是她不看了，周围的人立即伸手抢票，我还远远地站在圈儿外，只见女郎突然回身向我招手。我受宠若惊地走上前，她向翻译示意把票给我，那翻译惊愣地望着我把票递给我，我连忙道谢，女郎摇摇手微笑着走了。所有等退票的人都羡慕地、嫉妒地、惊诧地望着我。我一回头看见了那个东北人，他正企盼地看着我，两只眼瞪得跟灯泡似的，我立即把票给他说：“你进去吧，别看一眼，十眼八眼都行，看够了本儿再出来，这戏我看过。”只见他接过票，登时热泪滚滚，一下子跪了下去喊道：“恩人呐!”弄得我心里酸酸的，忙拉起他叫他进去了。这一动作使在场人无不感动，本来乱哄哄的，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了。 　　没一会儿只听有人叫：“同志!同志!”大家忙四下张望。吉祥戏院里面的厕所就在售票亭旁边，墙顶上有个很小的窗户，很高。只见那位东北人趴在小窗口向我招手，我忙走过去，他把手里的票扔了下来，人又消失了。他是跟着外面休息的观众乱挤进去的，那张票根本没撕。我忙走进去，他从厕所中出来又道谢，我说你没票往哪儿坐?他说剧场后面、走廊两旁都站满了人，都没票，叫我不用管他。 　　戏又开演了，我的座位在楼上一排正中间，真是好座儿啊!周围坐的全是外国人，那位翻译就坐在我旁边，他仍满腹狐疑地望着我问： 　　“你认识她?” 　　“不认识。” 　　“她为什么把票给你?” 　　“我怎么知道，你去问她。” 　　“你是干什么的?” 　　“戏迷!”我十分自豪地说。 　　演戏中间，我看见旁边的外国人都不时低声问翻译什么，大概他不懂，总是摇头显得有些狼狈。他突然扭头向我问：“嘿，戏迷，上边儿唱的是什么?”我立即解答，他便扭头向外国人翻译，我索性把演员的表演动作、唱腔板式、龙套的调度、锣鼓的象征含意一一讲给他听，他便不停地翻译，直到终场。翻译高兴了，他说“你肯定是唱戏的，你把我救了”，周围的外国人也都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这是我等退票的经历中最得意最好玩儿的一次。假如我从家里拿一张票或跟着马先生走进剧场，那还有什么乐儿?你说什么程度——到了这种程度那才叫真正的戏迷!其乐无穷啊! 　　每天早上上学前头一件事是先看刚来的报纸，如无什么可看的戏则骑车上学，若有好戏，对不起，蹬车买票去了。有时碰到先后两天的戏都在同一天卖票，那就难了。有一次正赶上首都剧场是苏联新西伯利亚芭蕾舞团的《唐·吉诃德》，而人民剧场则是俞振飞、言慧珠的《奇双会》，上哪儿?夜里十二点我先奔了人民剧场，已是人头攒动，排了一会儿队心里不踏实，终于当场五元钱雇了一个人帮我买，我又蹬车去了百货大楼。真奇怪，在首都剧场演却在百货大楼卖票。到了王府井已是夜里两点，队已经排得很长。第二天中午总算买到了，这样，两边儿都没耽误。 --------------- 戏迷传(5) --------------- 　　最惊险和好玩儿的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北京京剧联谊会”成立大汇演，演员阵容一个不落地囊括了在京的全部大腕儿，那还了得，整个儿北京炸了窝了。可奇怪的是报纸上就是不登在哪个剧场演和哪天卖票。大概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怕出事。就剩最后两天了，我们一帮戏迷哥们儿急得直尥蹦儿。第二天肯定卖票，否则没时间了。于是我们开了一个会，约有二十人吧，决定夜里分兵一半儿守在报社门口，另一半儿分守在十个剧场门口；报纸一出门儿，看准了地方，立即分头通知各处哥们儿到卖票的地方集中，跑不出这十个剧场。至少我们有一个人先守在那儿了，就好做手脚了。我是守在长安戏院的。 　　大约清晨四点钟左右吧，一哥们儿蹬车飞快而来，大叫：“中山公园音乐堂!”很快我们的人在天安门前集中了。排队的已有上百人了，我们立即登记造册。我拿个本子逐个儿写上姓名，而且每隔十人便留一个空号，以备我们再有人来，没人来也可以重复买票，买得多就可以拿两张次票换一张好座位的票。每半小时点一次名，一次不到则除名。我只管前一百名，后边的人让别人张罗去了。上午十点来了很多警察，站成两排把买票的人夹在中间。十二点卖票了，一反惯例，不许挑座，每人两张，把钱扔进去，两张票扔出来，走人! 　　演出当晚，中山公园从里到外人满为患，拿着票往里走那真是威风啊，无数冒着火的眼睛盯着你呢!有倒黑票卖高价的，懂行的看准一个人捅一下，相跟着走到僻静处安全交易。有不懂行的，刚喊出俩字“谁要……”立即有七八十人拥上，如打群架一般乌烟瘴气，地覆天翻，最后根本不知道票上哪儿去了。等人散开，再看那卖票的，毛发直立，灰头土脸地从地上爬起，衣衫破烂，还丢了一只鞋。这是我见到的最悲壮的抢退票场面。我的座位在十排中间儿，我拿两张票想换个前排的，居然谁都没有。进了剧场才明白，前九排根本没卖。朱德、周恩来……大概除了毛泽东，中央首长全来了，简直能开党代会了。 　　买票当然是乐儿，真正的享受还是看戏。还没走进剧场呢，先听见里边儿锣鼓响了，立即顺着尾巴根往上长气，腰也直了，胸也挺了，这一天又不白活了!听戏最过瘾的是叫“好”，这是在戏院里可以和台上演员直接交流的机会。看电影行吗?你叫“好”，演员也不知道啊。喊“好”，学问大了，“好”字一出得兜足了底气，干脆果断，恰到好处；早了不行，晚了把后边的戏搅了；“好”字得叫得台上的角儿听得见。听戏的一听你叫“好”，就知道你是内行还是外行!喊的不是地方，观众会嘲笑你、瞪你。弄不好还得叉架。 --------------- 戏迷传(6) --------------- 　　当时我们一帮小哥们儿正在捧马长礼(即后来样板戏《沙家浜》中演刁德一的演员)，有一天在北京剧场看他的《文昭关》。那天他也不知怎么了，是没睡好觉还是肥肉吃多了！嗓儿不灵。不管那一套，从出场的“碰头彩”起，一路给“好”，前边儿“一轮明月…”还凑合，中间儿“鸡鸣犬吠……”已是力不从心，等到了“父母冤仇……”时，已经是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了，那也叫“好”。前边隔两排还有一帮戏迷，早就忍不住了，不时地回头瞪我们。虽知理亏，却也不肯让步，那帮人忍无可忍终于大喊：“嘿!懂不懂戏嘿!”我们立即顶回去：“你懂！”那帮人说：“懂什么叫‘好’吗?”我们更来劲了，故意大叫“好!”那帮人愤怒已极大叫：“不懂戏的滚出去!”这真是找碴儿打架了，我们也大喊：“你滚出去!”剧场服务员忙跑过来制止，禁止喧哗!好多观众站起来往这边儿看，那帮人还不依不饶站起来说：“走!出去!”出去就出去!谁怕谁！两拨人走出剧场，两军对垒，开始推推搡搡。忽然又从里边跑出一个人大叫：“都是自己人，自己人!”经他介绍这才化险为夷，回到剧场马长礼戏完了。马长礼到下边儿来找我们说以后看戏就找他，甭买票。那会儿长礼还没红起来，知道的人少，大戏还站不到中间儿。一天在长安大戏院上演马、谭、张、裘的《龙凤呈祥》，长礼只演戏不多的诸葛亮。 　　在家吃完饭临出门儿前，我和我妈说我今儿坐头一排，您在家里听收音机吧，您能听见我叫好。果然，散戏回来，我妈说听见我喊了，“就数你嗓门儿大。”我很得意，我妈又问：“演诸葛亮的是个什么角儿，一出来那么多人喊‘好’？”我说是马长礼，我妈说这人没听说过呀?我说我们一帮哥们儿正捧他呢，他准红! 　　戏一演完，每次谢幕我们全体都要拥到台前不住地叫好，直到主角儿把头掭了才作罢。 　　有一次我们忽发奇想，要捧裘先生的琴师汪本贞，绰号“小蘑菇”。那天是裘盛戎的《鱼藏剑》，谢幕时，头都掭了，我们开始齐声大叫：“汪本贞!你快出来!”“小蘑菇!你快出来!”这在京剧谢幕史上恐怕是史无前例。汪先生早夹着胡琴走了，管事的又把他追了回来。他夹着胡琴神情惶惑地走出来，口中喃喃地说：“谁呀，这是?”我们雷鸣般地鼓掌叫“好!” 　　我们这帮人看戏，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对演员的崇拜是不可动摇的。一九五七年戏曲界划了一批右派，叶盛兰先生也未幸免。当时杜近芳从国外归来“贴”演《拾玉镯》（是在国外得了奖），前边垫戏是叶先生的《辕门射戟》，这不欺侮人吗?我们那天去了有三十多人，全在休息室聊天等候，前边儿的戏不看。叶先生出场，“射戟”一上，我们三十多人突然拥进场内，惹得观众都抻着脖子看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叶先生一出场，轰鸣般地叫“好”，此后是一句一个“好”。戏一完，三十多人立即起堂撤出剧场，下边的戏不看了，又惹得观众都看我们。倒不是对杜近芳有意见，对她我们同样崇拜，只是想为叶先生拔闯，谁叫你把他划成右派呢!全体跑到剧场门口等叶先生卸了装出来。刚一露面，全体大喊：“叶先生好!”吓得叶盛兰低着头匆匆跑了。这就是戏迷! --------------- 戏迷传(7) --------------- 　　我第一次听程砚秋先生的《荒山泪》，听傻了！一连三天迷迷瞪瞪，吃饭、睡觉、骑车、上课，脑子里全是程先生的腔和旋律，方知什么叫“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一九五六年，程先生去世，我悲痛欲绝，一天没吃饭。我给程先生带了三天孝，一到学校同学们问我你们家谁死了，我说你们家才死人了呢!问我给谁戴孝?我说程砚秋。又问程砚秋是我们家什么人？我说不认识。夜里我妈端着饭碗说：“吃饭吧，宝，吃两口，程砚秋死了你干嘛不吃饭啊?”我心里堵得慌，吃得下去吗我?这就是戏迷! 　　崇拜一个演员，就是演员的缺点也不许别人说。有一次在民主剧场看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的《二进宫》，徐延昭唱“说什么……”时，谭先生站在一边没事，突然用拇指摁着鼻孔左右开弓擤了两下鼻涕，我旁边坐着一位解放军叔叔，惊讶地问我：“这是谭富英?”我说是，他说：“谭富英怎么还擤鼻涕?”我没好气儿地说：“怎么了?谭富英就不许擤鼻涕?”吓得解放军叔叔不敢再问了。 　　谭先生晚年唱戏确实不太认真，每场只要把该要的“好”铆足了劲要下来就行了，其他的就稀松平常了，我们照样崇拜，就听那几句就值了，没白来，其他不要紧的地方铆足了劲又怎么样?这就叫连谭先生的缺点一块儿爱，中国不就这么一个谭老板嘛！当然，也有翻车的时候。一次在中和戏院听马连良、马富禄、罗蕙兰的《审头刺汤》，这戏必须内行听。全剧马连良除了“大炮一响人头落……”两句唱以外，全是白口，外行自然听个云里雾里，那天也怪了，怎么也叫不起“好”来。原来以为下面全是外行，戏越唱越水，马富禄唱到“刺勤”一场一起“扑灯蛾”，简直就是吊儿郎当了，谁知那天下面净是内行，戏一完全跑到售票处要求退票，群情激愤，直到剧团管事的出面赔礼道歉才平息下去。那天我们一帮哥们儿只站在旁边看热闹，没加入起哄的行列，我们从来不哄角儿，更何况我与马先生私交甚厚。 　　光看戏不成，真要过瘾得“票戏”。票友票戏真是五花八门。天津有位哥们儿有一张祖传的大锣，音儿好，每去听戏，必夹着锣去后台，求打锣的师傅用他的锣。师傅一敲果然不同凡响，留下了。他下台一坐，不是听戏，光闭着眼听锣，大锣一敲他便闭着眼大喊：“好锣!”这也是戏迷，专门儿票锣。我从中学开始票戏，拜了师，一位是北京五中的美术老师、侯喜瑞大师的徒弟冯景昶。 　　一九五七年在中和戏院听侯老的《战宛城》，冯师特别带我到后台拜见了师爷爷侯老。还有一位是北京一中图书馆的老师何少武，学的是花脸。可我什么都唱，票友，玩儿嘛!“生”，我唱过《凤还巢》；“净”，我唱过《姚期》；“末”，我唱过《捉放曹》；“丑”，我唱过刘媒婆，好玩儿。 --------------- 戏迷传(8) --------------- 　　那时我家有钱，一台戏租戏箱(都在“三义永”租)四十元，若加靠加蟒，再加八元；租场面二十元，租剧场(一般在猪市大街弓弦胡同礼堂)三十元；再加上茶、烟、点心、水果差不多得一百元，我先垫上。卖票三毛、两毛、一毛，一场下来可卖一百一十元左右，多出十元吧。演完戏我拿这一百一十元请全体参加演出者和帮忙的人到饭馆撮一顿，所以大家都愿意跟我票戏。每场戏我至少买五十张票，撒给朋友，这叫“红票”，剧场内各个部位都有我的人给我叫“好”，自然是“好”声不断，那是什么劲头!还拍了不少戏装照，可惜“文革”中全毁了。 　　九十年代初，北京京剧院的孟俊泉先生，还亲自给我勾脸，特意带师傅到我家来为我拍戏装照“姚期”和“诸葛亮”。进了电影学院我还演过《女起解》(崇公道)、《扯旨》(牛皋)、《打渔杀家》(肖恩)，只是长相难了点儿，没唱过旦角儿。我还写过两个活报剧形式的京剧剧本，一是《金龙纸虎斗》，剧本早已不知去向。谁知二000年记者采访我的一位同学，居然拿出了他保留了三十多年的这个剧本，使我喜出望外；另一个是《打鬼》，是在“有鬼无害论”时写的。 　　为了上台票戏就得练功。我家里，水纱网子，靴子髯口，马鞭把子，什么都有。唱片成了堆。每天拉胡琴，天不亮就到筒子河边喊嗓儿，夜里在院子里耗山膀、下腰、劈叉、打飞脚，可是下了不少功夫。要不是家里拦着，我非“下海”不可。我妈妈警惕性极高，小时候郝寿臣先生(北京戏校校长)住得离我家很近，知道了我，曾找来要我进戏校，被我妈严词拒绝。中学时我已是东城“名票”了，唐远之先生又带我去见欧阳予倩，劝我“下海”，回家一说被我妈妈劈头盖脸臭骂一顿。我立志要娶一个唱京戏的女人做老婆，也怪了，我的太太柳格格正是山东艺校毕业，唱花旦的，只是改了行搞影视了，也算如愿以偿啊。试想，和一个不喜欢京剧的人结婚过一辈子，那得多痛苦! 　　除了买票、听戏、票戏以外，戏迷的另一大爱好就是攒“戏报子”，现在叫节目单。这里边的乐儿可大了。十几年间，我攒的“戏报子”再加上我养父从民国时留下的，足足有一大箱子了。一张杨小楼、郝寿臣的《甘宁百骑劫魏营》，叫多少戏迷看得直流哈喇子!每到星期天，吃过午饭我就要把“戏报子”取出摆好，床上床下、沙发、地毯，简直是铺天盖地。戏迷们来了，一个个都夹着一摞“戏报子”，我家便成了“戏报子”的交易市场，讨价还价互补有无。比如这两张换你一张，这一张换你三张。有个小子看中了我收藏的三十年代赈灾义演的戏单，那是以梅兰芳先生领衔的演出。我有两张，他拿出三张我没有的来换；可那三张很多人都有，不稀罕，我找谁都要得来。又拿五张都是大路货，我拒绝，他愤怒地走了。 --------------- 戏迷传(9) --------------- 　　过了没几天，我去圆恩寺影剧院看戏，是谭富英的《桑园会》、裘盛戎的《牧虎关》，那时节目单都放在剧场前厅一进门迎面的桌子上，入场观众自己拿，没有人管。那天进门一看桌子上空空，以为还没放出来，等了一会儿不见拿出，人越来越多，纷纷找到服务员询问。他说早就拿出来了，所有人都说没看见，他“二乎”了，忙又进屋去拿，可又两手空空地出来起誓发愿地说确实拿出来了，总不会不翼而飞吧?无奈，只好写个牌子竖在门口，向观众道歉。大家都很扫兴。快开演了，忽然看中我戏单要拿五张来换的小子在我身后拱了我一下，我一回头，他闪电似地把他紧裹的大衣掀开了一下叫我看。老天爷!全部“戏报子”厚厚的一大摞都裹在他的大衣里，我惊愕地问他：“这是干什么?”他狞笑着说，回家我就全烧喽，只留两张，拿一张换你那张!这简直就是土匪、流氓无赖，这不疯了吗?这就是绝版，你换不换?忒损了!此后，这样的事情在各剧院连续发生，引起了剧院的警惕，从此节目单有专人看管了，站在桌前每人发一张。这些小子岂肯甘休，为了多拿几张以备交换，于是化装，戴着帽子领一张，摘了帽子再领一张，穿着大衣领一张，脱了再领一张，也经常被认出，遭服务员训斥一通。 　　在所有戏迷当中，“戏报子”收集最多、最全、最有价值的(比如，解放以后每个新建剧场的开幕首场演出的节目单，比如某个名角儿临去世前的最后一场演出，某个剧团成立的首场演出，某个名角儿加盟某团的首场演出，某个名角儿病了没能参加的演出，甚至不公开的内部演出；那就是北京市几十年舞台演出的活历史、活见证)那就是我了，名气很大，以至于惊动了中国戏剧出版社的领导。《戏剧报》的一位干部专程登门找我希望我贡献出来。姥姥!我拒绝了。他又拿出一本精装的《郝寿臣脸谱集》用来交换。那时这本册子要卖七十多元，很贵的了。我笑着从书架上拿下两本，一本精装一本平装。我早就有了。他无奈地走了，并希望我再考虑，说这将是我对戏剧事业的一大贡献，非常有意义的事，讲了许多大道理。我如何听得进去！我没得意多久，三年后“文化大革命”来了，全部收藏被红卫兵付之一炬。那是烧我的心呐! 　　其实，我在高中以后看戏已不是单纯地玩儿和娱乐了，我逐渐被戏曲丰厚的美学内涵所震撼，比如电影中要表现紧张的氛围，音乐便出现了弦乐的颤音或尖啸的怪音，京剧只用一个“单皮”，楗子“嗒”的一声，观众立即紧张了。这不神奇吗?这一下有着那么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为什么?京戏的打击乐(武场)融合于整体的戏曲美学之中，是大写意的恢宏手法，涵盖了世间声音之万象。老祖宗给它也起了那么多好听的名字：“水底鱼”、“扑灯蛾”、“撞金钟”，实在是美呀!我在青年时就想把它用于电影，直到晚年才在《大宅门》中得以实现，观众认可，内行称道，戏曲界的朋友长了精神，我终于玩儿了一把!戏曲美学不仅传统而且超前，我们的老祖宗太智慧了，他们大胆地毫无愧色地向世人宣布：一切全是“假”的。使所有总是标榜自己是真实的其他门类，黯然失色。灯火通明之下，二人摸黑开打，正是在这假定性中，观众欣赏到了戏曲的美。演员手中的一根马鞭，摔叉，马失前蹄；抢背，翻身落马；鹞子翻身，马在旋转；三人编辫子，马在狂奔，观众感受到的却是直线前进。 --------------- 戏迷传(10) --------------- 　　现在电视戏曲片把“真实”也弄上去了，追求“真实”，岂不知您把戏曲美学的根本的东西全破坏了。戏曲舞台上，什么没有?“四击头”一亮相那就是电影中的“定格”；“趟马”、“起霸”，那就是镜头跟拉；苏三大堂之上转身向外跪，那就是“移摇”；《武家坡》薛平贵一背身，王宝钏出场，那就是“渐隐渐显”；一个圆场到了西城这就是“叠化”；《二进宫》每人唱一句，那就是“切”。这一切技巧，都是由于观众的参与自己去完成的。布莱希特的间离意识在我们老祖宗的创作中无处不在——可是我们的理论呢? 　　大概是一九五九年或一九六0年，中国文化代表团访苏，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多少周年庆典。所谓代表团，其实只有舒强一人，那时中苏关系已趋紧张，舒强参加了“史氏体系”研讨会。苏联专家介绍了研究的新成果，并立即请舒强介绍一下中国研究“梅氏体系”的新成果。舒强闹了个大红脸，作为世界三大体系的“梅氏体系”，咱们研究什么了?有的只是历史的追述，常识性的评论，演戏的经验，学习的心得。理论呢?没有!理论研究是一门科学、是实践的升华，有了理论才能反过来作用于实践，戏曲美学才会得以发展，戏曲舞台才会繁荣。首先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只纠缠于梅先生养鸽子为了练眼神，梅先生为了合理“卧鱼儿”而加了“嗅花”，梅先生为改革而去掉“检场”，增加了二胡，这不是理论!长久以来，我渴望有识之士、有志之士能担起这个重任。 　　大约七八年前吧，我去书店在书架上看到了一本《论戏曲的美学品格》，翻书的时候我激动得手直发抖，匆匆付钱回家，进门坐在书桌前细读起来，直到天亮。我被深深地感动，古老的中华大地终于有了这样一本书，集中论述戏曲美学的书。书的作者是沈达人先生，他从“老庄”的美学思想探源，追溯戏曲美学的发展，论述精辟，引例准确。可惜，我在与戏曲界朋友的交往中，包括研究生在内竟都不知沈达人、郭汉城为何许人也，实在可悲。我们的演员只热衷于拜师、学艺，学得和老师一模一样，他们满足于别人的称道：“你学谁谁学得真像”、“你学谁谁简直可以乱真”，这不死定了吗!这实实在在是一种对“平庸”的赞美，于是形成了“十净九裘”、“十旦八张”的惨不忍睹的局面。 　　“流派”害死人!你自己呢?你跑哪儿去了?毫无疑问，流派是老艺人勤恳努力创出的艺术结晶，是戏曲的瑰宝，但它不是终点。为什么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因为你自己的个性完全丧失，即使您改动了一个腔，增加了一个动作，那也谈不上流派的发展。流派当然要继承，那只应该是博物馆式的传承，为了研究，为了欣赏，有一二人足够了。 --------------- 戏迷传(11) --------------- 　　学流派本是业余票友的事，学着好玩儿，学得像，聪明!专业的起什么哄?就是票友，也有无数“下海”的创出了自己的新流派，因为他没有枷锁，没有条条框框，由着性子张扬自己的个性，他成功了，为戏曲舞台注入活力，让人一步步感到希望。 　　拜师本无错，哪一个成功者不是老师教出来的?坏就坏在老师教戏一招一式不许走样儿，学生兢兢业业地学，不敢走样儿。“似我者死”早就抛诸脑后，积重难返。其实作为学生，从拜师那天起你就要下决心突破老师，超过老师，摆脱老师而自成一家。试想梅先生不走样儿地学王瑶卿还有梅派吗?程砚秋曾拜梅兰芳为师，结果他反叛了，根据自身的特点、个性，独创程派，并公然向老师挑战了，实在可贵!没有叛逆，则没有京剧的前进!其实我这些话好多人都同意，但不敢说，怕得罪人，怕得罪老先生，怕得罪传承弟子，那不是一个两个，那是太多太多了。得罪就得罪吧!怎么啦?反正我只是个戏迷，骂我也不在乎。 　　现在中央台戏曲晚会，主持人白燕升每次都说“下面由×派传人×××演出……”，“下面由××亲传弟子演唱×派名剧……”烦死了!什么时候白燕升能站在台上宣布“下面由×派创始人×××演唱……”啊!那京剧就有了希望了。 　　回顾一下，三四十年代，京剧流派纷纷崛起，五十年代以后至今半个世纪竟无一个流派出现。京剧怎么了?完全失去了创造活力。这有着深深的社会原因，戏曲界本身的原因，演员个人的原因。那时运动不断，极左思潮猖獗，人的个性都没了还谈什么艺术个性?戏曲界固步自封，门户之见顽固，人事关系错综复杂，没有你发展的气候、环境。而很多演员呢，急于求成，拜在某名师之下便有了靠山，有了说法，有人捧，红得快，便不思进取，满足于学得像。所以我推崇李维康，毕业后没有拜师，独步戏坛，自成一家。 　　前几年曾有议论“李派”之说，然应者寥寥，无门无派没人搭理你!且不说能否成派，以维康之努力能有今日之成就实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她太难了，她是顶着多少压力走过来的!门户之见丑恶得很！应该认真地呼吁一下：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有钱的老板、各位戏曲界的有志之士、各位理论的先驱者，给他们创造些条件，营造些氛围，准备些环境，鼓励他们做点实事，让他们走自己想走的路。老师们，别拦着!您最常用的一句话应该是：“你他妈老学我干什么?!” 　　在诸多的戏曲大赛中，能否立一个“创新流派”奖!大奖!奖金多多的! 　　京剧是国粹，真就好得无可挑剔了吗?非也。京剧的致命伤就是它的“文学性”!当然文学的概念包括了情节、人物、结构、语言、流派等等全面的文学因素，我这里只说语言。京剧绝大多数的剧本真是不忍卒读。这是京剧的致命伤!什么“加鞭催动了马能行”，什么“低下头来心暗转”、“只见高来马前存”、“为什么绑辕门要把刀开”、“耳边厢又听得朝靴底响”……这都叫什么词儿?只要有了辙、押上韵，别的什么都不管了。老艺人这么唱，老师这么教，学生就这么学。您唱着不觉得别扭啊?都说唱戏的没文化，可现在的演员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不能改改吗?大概都是西太后的徒弟：祖宗之法不能变。可祖宗就全对吗?当然，“文”得像元曲一样，普通百姓听不懂，但至少应该词句通顺，没有语病。 --------------- 戏迷传(12) --------------- 　　再如《西厢记》中“碧云天，黄花地，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都是经典名句，到了京剧则成了“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翔，问晓来谁染得霜林降，总是离人泪两行”，不但没了意境，也不通了。 　　为了好唱，也还罢了，再看看评剧《雷雨》，四凤居然唱出这样的词儿：“大少爷跪在地向我求婚，吓得我周身发抖汗如雨淋，大少爷长得好真有学问，他胸前总戴着钢笔一根，小脸蛋粉的噜的白中透嫩，青丝发黑中发亮梳的是偏分。”假如没有曹禺先生的《雷雨》，也无可非议。那是文学名著!戏曲如何提高，这一步是个大工程，不管多大总得有人去做，这当然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又不是编剧，又算不上改编，也没人给稿费，谁愿意受这个累?除了叹气，我也没辙。更不用说京剧中还有很多应该剔除的糟粕，工程就更大了。 　　说到头儿，我也只不过是个戏迷，反正我不是行里人，说错也可以不负责任，错就错了吧。您只当一个戏迷胡说，充其量我也就是个戏迷吧! 　　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 　　再说一遍，我就是一个无知的戏迷，您别当真! *第五部分 　　要说我的人缘儿是真不错，于是便有姜文、李雪健、宁静、于荣光、赵奎娥、韩影、申军谊、韩月乔、侯咏、贺小书等一系列的大腕儿加盟客串。后来许多纷纷表示助阵的大腕儿已经安排不下了，再加上主演的近二十个大腕儿，形成了名符其实的大腕儿云集，星光璀璨!多大的腕儿进了宅门儿也显不出来了。 --------------- 宅门英雄谱(1) --------------- 　　四十集电视连续剧《大宅门》的演员阵容，汇集了中国影视界一大批精英，轰动一时。特别是张艺谋等人的加盟客串，更引起了媒体的特别关注，一时大报小报、杂志、电视铺天盖地的“爆炒”。 　　我们在筹备拍摄阶段已定下规矩，宣传工作一律低调处理，除新闻发布会一篇通稿外，不接受任何记者采访，只由中央电视台有关宣传部门发布消息。记者诸君自然是不高兴了，既不叫进拍摄现场，甚至连电话采访也不接受。 　　有些记者开始胡来了，先是捕风捉影地编造些新闻，继而长篇累牍地编造故事；为了表示是一手材料，竟然登出某月某日某时电话采访了我。内容则全是从各报纸抄来的，只是集中了一下。再往后就不好了，开始进行人身攻击了，说我为了抬高身价故意炒作，说我在用这些大腕“做秀”。这是何苦?我未向媒体说过任何话，我做什么秀!这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至少是不负责任。三年了，直到现在媒体采访还有些人纠缠这个问题，刨根问底想知道真相，不同的记者总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你和‘五代’导演怎么了?”一是说来话太长，三言两语说不清，二是早已说明白了的事还要问，登了八百六十遍了，难道办报的人都不看别人的报吗?说句真心话，我根本不想炒作。 　　我是导演，我只对剧的艺术质量负责。大腕儿客串，每人一场戏不过一两分钟，与艺术质量并无多大裨益，我更无心做秀，“秀”不是那么好做的，没点儿本钱，还真不行。不信你来试试看，你敢做吗?一旦炒作起来，对我不但无益，简直就是灾难。本来大腕儿客串上个角色，挺好玩儿的，老百姓也想看个新鲜，这对投资方有利，也会提高收视率，随便报道一下不就完了吗?现在不行了，完全走了味儿。有位领导严重地警告我，这些大腕儿必须来，一个不能拉，否则便成了欺骗行为!谁欺骗了?本来是这些大腕儿可来可不来，一下子变成了非来不可，这就使我焦头烂额，十分被动。 　　这不是个简单的事，每隔一段时间就来一个，我的正常生产计划就要全部打乱。既然是大腕儿，哪个不是忙得三孙子似的，不定哪天有空。头一天告诉你，第二天来了就得拍，剧本要连夜修改，总得给人家一点儿戏，虽然是一场戏的大龙套，化、服、道要停下正常的工作突击准备，场景加工就要挑灯夜战通宵不眠，一系列的复杂运做，真是吃尽苦头。我干嘛要做秀?媒体炒作给我带来的是巨大的压力!已经停不下来了。 　　那么，这些大腕儿是怎样进的“宅门儿”呢?说来话长。 　　我与“五代”一帮小哥们儿曾在广西共同战斗过，共患过难，一九八四年以后便各奔东西，很少再见面。 --------------- 宅门英雄谱(2) --------------- 　　九十年代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大家全都在京，这是十分难得的。于是我组织了一次大聚会。这些当年的师兄弟曾一起创业，一块儿起步，分手后都成了中外驰名的导演。由于各奔前程，近十年几乎没有相聚之机，只是偶尔见面又匆匆离去，所以能有相聚的机会都很高兴。 　　我当时正在筹备电视剧《大宅门》的拍摄，我带了剧本请张艺谋看看，帮我参谋一下以后如何拍电影。大家都知道这部戏是我几十年的心血，也都无数次地听我讲过《大宅门》的故事。席间谈起筹备情况，都帮我出了不少主意。田壮壮忽然说“郭爷对咱们这么好，咱们也帮不上忙，我建议咱们一人在《大宅门》里串个角色给郭爷助威。”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在座诸君的响应，我心中当然高兴。这些个角儿，不要说义务客串，就是重金聘请，您也花不起那么多的钱，就算您花得起，这些角儿也决不会来，根本就没价儿。这个面子可是不小，而且是由田壮壮倡议。我对壮壮从未有过任何帮助，只是以演员的身份与他合作过。这说明我人缘儿不错，哥儿几个想捧捧我。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么单纯的事后来被媒体炒得乱七八糟。 　　本来这种客串出演，在中国素有传统，特别是梨园界，每逢大义务戏、重要庆典纪念活动的演出，从顶级的梅兰芳等四大名旦，到凡是行中有头有脸儿的名角，全体出动不分门派同演一台戏，连几句话的小配角也都是大演员，为了火爆还要反串。远的不说，从五十年代，“京剧联谊会”成立大汇演的《虫八蜡庙》，到前两年戏曲研究院研究生班的毕业演出《虫八蜡庙》，半个世纪延续不衰，每演必轰动一时。 　　其实现在影视界也都在做这样的宣传，诸如大腕儿云集，群星灿烂之类，怎么到了《大宅门》就成了炒作、做秀呢?也许是腕儿太多太大了吧?高兴归高兴，可仔细想来并不可行，这些人哪个不是忙得两脚朝天，他们的时间都是按分、秒计算的，一个角色的完成就算集中拍摄也要三五天的时间，场景若多，那就要疲于奔命，而且按摄制组的正常安排，排到谁谁来就更不可能。 　　讨论到最后决定拍摄期间半年之内，每人来一天，提前三天打招呼。这样每人只能来个小配角儿，才有可能一天之内拍完。张艺谋说：“咱们说的一天的概念不是正常工作时间，而是二十四小时，二十四小时之内，您随便用。”这令我十分感动。 　　更令我感动的是，几个人都是光头，拍清朝戏自然没问题，可陈凯歌是长发；我说凯歌就安排民国的戏，不用剃头了，凯歌却说不行，哥儿几个都是光头，我也剃光。凯歌为人，在人们印象中一向不苟言笑，说他来串戏几乎没人相信，更不用说还要剃头。当时要给一个群众演员剃头都还别别扭扭，还要五十元的剃头费。凯歌又说一人一个角色还不过瘾，除此以外，最好把我们哥儿几个弄到一场戏里集体演一把。我说这不行，其他场次你们都出现过了，忽然凑到一起再出场岂不穿帮?凯歌说化装啊，每个人都改变个形象，我说无论怎么改，你们哥儿几个的面孔观众一眼就能认出来，再说，你们几个根本不可能在同一天凑齐，只好作罢。凯歌又出主意说，干脆，戏里所有的小角色全找大腕儿来串，来一个中国名星大荟萃。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试试看吧。 --------------- 宅门英雄谱(3) --------------- 　　要说我的人缘儿是真不错，于是便有姜文、李雪健、宁静、于荣光、赵奎娥、韩影、申军谊、韩月乔、侯咏、贺小书等一系列的大腕儿加盟客串。后来许多纷纷表示助阵的大腕儿已经安排不下了，再加上主演的近二十个大腕儿，形成了名符其实的大腕儿云集，星光璀璨!多大的腕儿进了宅门儿也显不出来了。 　　这本来是一件赏心的乐事，可投资方知道以后并不相信，以为吹牛，一定要把客串演员写进合同。我坚决反对，本来是友情，这一来不成了卖身契了?况且这些都是一诺千金的人物，怎会反悔?即便来不了，也是由于极特殊的原因，亦无伤大雅。可是不行，他们不相信友情，只相信合约。 　　万般无奈，我只好又把哥儿几个凑在一起签了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合约：“走到一起来”。由凯歌牵头，于是合约上出现了艺谋、壮壮、何群、姜文、侯咏、顾长卫、吕乐等一连串的名字，并且都参加了在北京电视台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在会上，艺谋、凯歌都做了充满兄弟之情的热情洋溢的讲话，以至与会的好多朋友、记者潸然泪下。 　　令人尴尬的是，开拍一个多月刚拍了三集，哥儿几个还没来得及进宅门儿，与投资方的合同便被撕毁，《大宅门》中途夭折。直到四年以后，由中央电视台投资，重新启动。这些哥们儿并未反悔，仍依约进了《大宅门》。其实，那个合约早已无效，只留下了一份深深的情谊。这份合约，弥足珍贵，我多次向第一个投资方索要，均无结果，这是可以放入影视博物馆的啊!谁说而今的社会没有真情! 　　张艺谋来了，他来的真不是时候。给他的角色是大太监李莲英。这是清朝戏，我当时正在拍民国的戏，与他同场的演员不可能剃头，剃了头，民国的戏就没法儿拍了，只好剃了鬓角儿戴上帽子掩饰过去了。还有八个太监也要剃头，只好求助部队。首长十分支持，精选了八名个头儿一样、相貌堂堂的战士一律剃光，成为全片中最靓丽的一道群众演员风景线。还有八个宫女服装、头饰成了问题，服装、化装部门开足马力突击准备，忙坏了也难坏了这帮创作人员。置景部门也毫无准备，我又停下拍戏，带美工师等人去选景，一天一夜不许休息，要彻夜完成。 　　演员呢?扮演慈禧太后的也是来客串的大腕儿赵奎娥，能否前来?经联系，也排除万难答应前来。又急电调演沈树仁的演员速从南京进组报到，那真是全组总动员。等艺谋来时，已万事齐备。尽管时间仓促，但各部门准备十分到位，拍摄十分顺利。只是艺谋始终不入戏，有点儿别扭，我想将来剪出来问题也不大，就算过了。为了保证当时现场的正常拍摄，那天我们把大批的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拦在了门外，不让进入现场。这令记者们很恼火，第二天有一家报社便发了一篇报道，把我和艺谋着实臭了一顿，可以理解，总要让人家宣泄一下怨气嘛! --------------- 宅门英雄谱(4) --------------- 　　戏拍完之后，请艺谋在酒店撮了一顿，席间艺谋忽然说拍得不好。他意识到了自己没入戏。我说行啦挺好!因为已经不可能重拍了，便一再安慰艺谋。可他说不行，主要原因是对手演员太生，对手很紧张，搞得他也紧张，很难入戏，创作氛围不对。我说：“本来好多人撺掇我演，我都下决心了，可没与副导演沟通，结果外请演员急似星火地赶来了，又不好意思叫人家回去，只能这样了。”艺谋奇怪地说换演员是常事，有什么不好意思?假如是你演，我肯定发挥得好。我说已经拍完了，又不能重拍，说也没用了。艺谋问为什么不能重拍?我说重拍你还得来一天，你来得了吗?他说只要是你演我就再来一天，保证演好。 　　这下反而将了我一军，大家都起着哄地叫我上，我说你若真来我可就剃头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你剃吧!我说现在补不成了，只能等撤回北京以后再补。艺谋同意，吃完饭以后送艺谋出门，我顺便问了制片主任一句，艺谋两人的机票报销没有?主任大惊，居然忙忘了。急忙凑钱装了个信封。艺谋的车已经起动了，主任忙敲开车窗把钱送进去，艺谋死活不要，又把信封扔了出来。车一加速风驰电掣地走了，不但白尽义务，还赔上机票钱。 　　撤回北京后，已是隆冬，天冷得邪乎。张艺谋二次进组，我和他演对手戏，最不巧的是，姜文也是这天有空，两个大腕儿“撞车”了。两个人的戏要想一天拍完几乎是不可能的，涉及到三个场景，还有外景。冬天，外景工作时间很短，一转场得耽误多少时间。筹划再三，决定一景两搭，选了一个五开间的大北房，左面搭艺谋和我的景，右面搭姜文和宝国的景。拍完艺谋把灯调转方向拍姜文，完全省去转场的时间。为了让二位有表演发挥的余地，头天晚上我把剧本重新做了修改。拍摄当天，了不得了，除了这二位以外，壮壮、侯咏、何群、张会军纷纷赶来助阵。于是现场执行导演成了田壮壮，执行摄影为侯咏，何群成了现场美工，更有甚者，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竟然做了现场剧务。这下子轰动了怀柔外景基地，许多摄制组停止了拍摄，纷纷跑来看热闹，可谓盛况空前。 　　艺谋和我对戏，果然来去自如、游刃有余，他自己满意，大家也都满意。拍完我们两人的戏来不及吃晚饭，调过灯来拍姜文。这回可没那么容易，这位爷实在太认真了。姜文和宝国坐在化妆间里一字一句地抠台词，足足耗了两个小时。摄制组全体坐在现场傻等。八点钟，两个人才志得意满地来到现场。这我就要说说姜文了。 　　当《大宅门》第一次拍摄夭折以后，又有一家投资单位想接手拍摄，条件是由姜文主演白七爷。 --------------- 宅门英雄谱(5) --------------- 　　《大宅门》的剧本到了姜文的手中。这个剧本叫姜文动了心，他说他以前看剧本基本都是坐在厕所里看，这次不行了，他每日起床后漱洗完毕，一杯清茶，坐到书桌前恭读。 　　以前读剧本，基本上看了前面就知道后头了，这次不行了，他看到妙处经常把本子一合，猜测下面可能发生的情节，设想几个方案，然后开本验证，结果总猜不中，还是剧本中的情节最佳。他本来早已发誓不再拍电视剧，觉得忒糙!无好剧本可言。可《大宅门》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他想演七爷。可这小子的眼忒高，胃口忒大，关于二奶奶白文氏这个角色，全国的知名女演员整个顺了一遍，他说一个都不行，必须出榜招贤登报，对报名者一一进行试戏筛选。 　　总投资额每集不低于八十万元(当时的最大投资也不过每集四十万元)，景要按“大宅门”的原样搭建。至于其他角色，他说就是一两场戏几句话的演员，也不是摸摸脑袋就能演的——个个儿写得活灵活现，全部都用一流演员。姜文说得全对，可做得到吗?想都不敢想！三次谈判都无结果，投资方最后放弃了(当然主要原因不是姜文)。中央台投资以后，只有搭建“大宅门”一项如姜文所说，其他均未做到。既然没演成七爷，便答应来串个角色。化装时他向我说本来是他演七爷，也不知为什么把他换了，叫陈宝国戗了他的角色。还为什么?哪个投资方也不敢贸然一集投八十万，万一有个闪失连成本都收不回。 　　姜文、宝国来到现场，大概说了一下戏，先走了一遍，两个人的台词已背得烂熟。这一场戏要五分半钟，我说先整个顺着拍一条完整的，词儿太多，忘了也没关系，哪儿忘从哪儿接，反正还要补中近景。谁知一条拍下来，无一错处，流畅而精彩，“停”字一出，全场鼓掌。姜文不满意，接着又拍了两条，条条精彩。而且每条下来都是一气呵成，是最佳状态。无需再补中近景了。 　　九点钟工作结束，摄制组才回营吃饭。戏拍完了，姜文只有一个要求，把他穿的那件长袍送他留作纪念，我当即答应了。由于此袍还有戏要用，过两天才能给他送去。 　　两天后，主任亲自把袍子给他送到了“马克西姆”，他正在那里过生日。接到袍子后他马上给我来了个电话，表示谢意，说这件袍子给他的生日宴会掀起了一个小高潮，所有的朋友都穿这件袍子照了一张相。 　　这样我一天就完成了两个大腕儿的戏，我演的沈树仁也就此完成。后来又有媒体在一篇文章中说不知道郭宝昌非要演个角色干什么？不过是“博”个集编、导、演于一身的虚名。太无聊了，我“博”这个虚名干什么?看来活儿干得越多越挨骂。 --------------- 宅门英雄谱(6) --------------- 　　陈凯歌来了。关于他能否来串戏的事，一个时期媒体炒得极凶。无数电话打来，问：“陈凯歌来吗?”“陈凯歌没答应过吧?”“陈凯歌来不了吧?”——烦不烦呐!以致中央台领导告诉我“凯歌必须来，否则就是欺骗舆论”，这有多荒唐！来不了肯定是有原因的嘛!凯歌正在英国拍戏，一是联系困难，二是即便联系上我能叫他停下不拍飞回半天来拍这个只有十几句台词的客串角色吗?他不来又怎么样?欺骗谁了?我索性告诉他们来不了!事情就这么巧，凯歌自英国飞回北京办事，只呆三天然后去上海两天再返回英国。真不好意思，三天，还能抽一天时间来拍戏吗?我与凯歌通了话，他欣然应诺连个“锛儿”都没打。我连夜修改剧本，给他临时增加了和陈宝国的对手戏。 　　第二天我太太去北京把他接到怀柔外景地。也是清朝戏，要剃头。他留长发，这么十几个镜头的一场戏叫他剃头，太不忍心了，尽管他一再表示无所谓，还是决定只去鬓角戴帽子加辫子。可长发去了鬓角也很不是个样儿，化装师两手哆嗦着不敢下推子，我只好亲自指挥，鬓角光了，凯歌照着镜子说太难看了吧?还不如光了呢!我只好安慰说还行还行，有个把礼拜就长出来了。凯歌很会演戏，戏虽不多却演得有声有色。戏拍完已是夕阳西下，又被记者拦住采访。天快黑了，他连准备好的饭都来不及吃便匆匆乘车而去。 　　要说戏最多的客串者，当属田壮壮了。他串演一个八国联军入侵的日军军官。一天根本拍不完，他说没关系，什么时候拍完什么时候算。他是和摄影大师侯咏一起来的。时值数九寒天，我穿着棉裤棉大衣守着电暖气还觉得冷，可给田壮壮的服装做得很瘦，不用说毛裤，连棉毛裤都套不进去。现做也来不及。壮壮毫无怨言，愣是穿着一条单裤拍了整整一天十四个小时的戏，叫人不能不心疼。 　　有一场戏是田木(壮壮扮演的日本军官)酒醉后和七爷交心。壮壮是从来不饮酒的，为了能找到酒醉的真实感受，他竟弄来了一瓶“二锅头”，每拍一个镜头就喝上两口。我真怕他喝醉，问他行吗?他说他就是要找这个微醉的感觉。壮壮演的这个角色实在是为本片增加了光彩。现在，如此认真的演员已经不多了。第二天又拍了一天，壮壮的戏才算拍完，只请他吃了一顿大闸蟹。 　　壮壮为人豪爽慷慨、谦和而又忠厚。我喜欢壮壮，是个真正的男子汉，讲义气、负责任且乐于助人。他又是一位大“爷”，每到一处先摆摊儿：茶壶、茶杯、茶盘、茶叶、电开水壶。边沏边喝，烟斗烟丝不停地抽，谱儿那叫个大!离开这两样儿，一般来说，活得就没多大劲了。可也没心没肺，有时让人家卖了还替人家数钱呢。 --------------- 宅门英雄谱(7) --------------- 　　在北海“仿膳”吃停机饭那天，全组的人要他讲几句话，不料说至中途竟泣不成声。原来有位哥们儿在某领导处告了他的黑状。他不怨恨，只为貌似哥们儿的人的不义之举而痛心。能不痛心吗？此后他的境遇一直不好，长期不能拍戏。现在，他挺过来了，以一部惊世骇俗之作《小城之春》于影坛之上再领风骚。 　　侯咏的戏一天就拍完了。他是大摄影师，曾长期与我合作。他是中国惟一连续三次获金鸡大奖的摄影师，他的作品也多次在国际上获奖，与张艺谋等大导演有过无数次的合作，誉满中外。 　　对于演戏，他无疑是个外行，可他想为《大宅门》尽些力。戏拍完后我送他上车，他非常真诚地说对不起，帮不上什么忙，还添不少麻烦，请谅解。这是说哪里话来?这忙帮得还小吗?谁能请来这样的人物客串一个没名没姓的大龙套?他的话真的感动了我。只有真哥们儿才说得出这样的话来。 　　当我拍《大宅门》后三十二集时，他又不辞辛苦，担任摄影指导；他不是空挂虚名，而是认真做了指导。他说的“主要是拍肖像，电视剧肖像拍好了，便基本成功了”，“画面要干净，主要是突出人物”，“不要无目的的移动，动不是目的”，“多用平衡画面，表示出宅门的凝重氛围”的这些话和他对照明独特的思考一直成为整部片子摄影的指导原则，审片中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 　　背时的何群来了，不顺心的事全叫他赶上了，下了飞机居然找不到接他的人，傻等了好久才与我联系上。我忙通知制片部门，原来接他的车停在停车场里，司机睡上大觉了，等把他接到驻地已快十二点了。他还没吃晚饭，又不好意思打扰我，只好在一个演员的陪同下出去吃了碗云吞面。第二天一见面我忙道歉，他×爹×娘地骂了两句也就完事了。 　　一到拍摄现场他来劲了，他是美工师出身的导演，不忘老本行，忽然觉得柜台上缺点儿什么，自己乱转一通找了几件摆上，又觉得道具不对，又跑进里屋自己选了两样儿。试了一遍戏，忽然发现景的颜色不对，居然自己动手把景片刷了一遍。等他折腾够了，我才开拍，搞得我们美工置景无地自容。 　　他演一个当铺的伙计，戏不多，但非常好玩儿，其中有句台词是“写，虫吃鼠咬，光板儿没毛儿……”每拍一次，他的活灵活现的表演都引得摄制组的人一阵大笑。此片播出后，他走在街上竟经常被人认出，喊他“光板儿没毛儿”。他说：“我×，我导演了那么多片子，没人认识我，演一小伙计我成了‘光板儿没毛儿’了!” 　　宁静来组串戏则纯属偶然，也可以说是她和《大宅门》的缘分。 --------------- 宅门英雄谱(8) --------------- 　　宁静的出道是在我拍的电影《联手警探》中扮演一个黑社会头子的情妇。当时她还在珠影的动画车间，是画动画的小画家，由于她青春靓丽，气质不凡，便借了出来，完成了她的处女作。 　　有一场戏是她胸部中枪而死，给她胸前安了六个“炸点”。这真不是闹着玩的，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万一“炸点”出了事，那可是在胸前啊!烟火师说保证安全。 　　我问宁静怕不怕?她说不怕。可“炸点”失误的事不是没发生过呀，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开拍了，炸了，停了，我忙上前很不礼貌地盯着宁静高高的乳房部位问，没事儿吧宝贝儿?她说没事，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戏拍完后侯咏说，宁静若演戏将来一定会大红大紫。我送宁静回厂，到了珠影门口下车时我问宁静，以后还想演戏吗?她说演戏挺好玩儿的，可她更喜欢画画儿。我只说了句“可惜”，便告别而去，没想到三五年后，她不但又演戏了，而且果然大红大紫。 　　《大宅门》上马，我想起宁静，希望她出演杨九红一角儿，寄去了剧本。她看后十分激动，给姜文写了一封长信谈她的感想，并托人转告我想演二奶奶白文氏。一是她太年轻、老年妆没法化，二是当时已定了斯琴高娃，不可更换。此事便不了了之，也再无联系，只叹无缘吧。 　　谁知拍摄前夕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竟偶遇宁静。论她的形象和演技很多角色她都能胜任，但重要角色都已选定，便问她愿不愿来串个角色，只半天，一场戏，她不干，要戏多的，有戏可演的，想来想去只剩了一个妓院老鸨。我以为她不会同意，谁知她当即答应了。好多人怀疑，她演惯了青春的现代女性，演得了老鸨儿吗?一到拍摄现场，她立即和我谈了对角色的想法和表演路数，我是完全同意，结果表演非常成功。她最大的优点是把握表演节奏特别精准。抢救三老太爷一场，那真是惟妙惟肖，令人叫绝。转景以后，她还有一场戏，可惜她已经去了美国，只好改本换了另一个演员。 　　我与李雪健的合作，由来已久。一九八九年他在我导演的电视剧《特区移民》中担任主角。这个戏拍得实在精彩，雪健的表演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可惜拍成后未能与观众见面，但李雪健在接受采访中仍把这个角色列为他所拍过的角色中最得意的角色之一。此后，我们一直寻求再次合作的机会，于一九九八年再次合作了电视剧《剑客春秋》，他的表演使我震撼。 　　《大宅门》上马后，我最初是请他来演三老太爷白颢宇，但他正紧锣密鼓地筹备他自己的一个本子，无法前来，但表示愿来串个角色。片子开拍不久他便来了电话说现在有空，再晚恐怕要去西安很难回来了。可第二天的戏早已排定，且有好几百群众演员，无法更改。但雪健这一番美意我怎肯轻易放过，便连夜改写剧本，专门为雪健增加了一个角色：俞八爷，戏虽不多，但起承转合，人物个性之发展很可挖掘。雪健来了，就这点儿戏，整个儿叫他演活了，只一句呐喊：三老太爷!你留芳千古啊!声震寰宇，竟使无数人落泪。 --------------- 宅门英雄谱(9) --------------- 　　此镜头后来在无数宣传片中使用，他的表演令人信服地承认：角色不论大小看你怎么演；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后来他身染重病，我托好多人向他问候过，但始终无暇探望。好兄弟，你还得演，你还能创造无数的好角色啊! 　　最后说说于荣光，我与他初次合作在一九九0年拍摄电影《联手警探》中，他演男主角。小伙子的敬业精神使我终生难忘。他当时刚刚出道不久，一部《海市蜃楼》引起了大陆以至港台导演的深深关注，他以动作著称于世。《联手警探》从头打到尾，惊险场面迭出，那玩儿的都是真功夫。有一场戏他跑出木屋来到桥上，木屋爆炸，他必须在爆炸前瞬间跃入水中，稍一迟疑就有被炸飞的危险。木屋里埋了大吨量的炸药，人人捏了一把汗，现场气氛紧张。开始了，只见于荣光跑出来了，刚一上桥，烟火引爆了，只见于荣光腾身而起不失时机地来了个燕式入水，画面美极了，也惊险极了。他成功了。 　　还有一次他在桥面上与对手开打，被一腿扫中，他要从桥上翻下落在地上。中间有块木板，他应该先落到木板上缓冲一下再落地面，他失手了，由于翻得太高太远超过了木板直接落在了地上。他自己毫无思想准备，摄影师也毫无思想准备，他不但摔伤，摄影机也未能跟上，这下摔得不轻。我以为拍不成了，叫他回去休息，谁知他爬起来活动了一下说没关系，再拍一条。他咬着牙又上了桥，再拍，再次失手，又直接摔到了地上，这下他可真的起不来了。好在摄影师十分机警，准确地跟拍下来，留下了真摔的宝贵瞬间，可于荣光是被抬回去的。回到驻地他不住地呕吐，什么也吃不下去，喝水都吐，只好休息。 　　由于拍摄周期紧张，不能停机，第二天我决定用替身演员，只拍全景和小全景的背身。试两遍戏后刚要拍，忽听背后一声“等一等”，回头一看，竟是于荣光弓着腰捂着肚子艰难地走来。他说这样拍不行，有损艺术质量，还是他自己来，不能用替身。我惊讶地说你这副样子怎么能拍戏，还是打戏?他说能坚持，不顾众人的拦阻，他换上了服装，满脸痛苦地走上了桥面。我问他行吗?他点点头说“来吧”，那真是奇迹。我刚喊“预备”，只见于荣光立即两眼放光，炯炯有神，做好了预备开打的姿势。一声“开始”，他动作灵活，身手敏捷，圆满地完成了全部动作，刚一喊“停”，他立即倒在地上动不了了，又把他抬了回去，就这样他一直带伤拍戏，直到停机! 　　好样儿的，于荣光! 　　这是什么精神，我想现在有很多玩儿闹的演员和导演，假如有百分之一的这种精神，也就够人尊敬的了。 --------------- 宅门英雄谱(10) --------------- 　　《大宅门》拍摄前，我是在北影的院子里偶然遇见了于荣光。我请他主演《剑客春秋》中的男一号，可他已在昆明接戏无法前来，便答应在《大宅门》中串个角色，他说很想为宅门出把力。可等他在昆明空闲下来有了时间的时候，给他留的角色早因场景问题已经请别的演员拍完了。本以为他来不了了，可他还是践约而来了。我只好在“门房”一场中又给他写了一个角色。一场戏：神侃!为了引出大管家王喜光已经落魄，就那点儿戏他演来得心应手、京味儿十足，活脱儿一个清客类型的混混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背词儿的功夫了得！那么长的大段台词，他只看了两遍，便倒背如流，一字不错，可见其功力之深厚。 　　还有众多英雄，不再一一赘述了。又要有人说既然这么难，这么乱，这么苦，你何必呢?你可以不找他们嘛!不是自讨苦吃吗?活该，还有脸吹呢!前面我已经说过原因了，随你怎么褒贬，反正我是停不下来了。 　　众英雄拥进宅门儿，实乃空前绝后之举，成就了一项盛事，为宅门儿增加了夺目的光辉。我向诸位走进宅门的英雄们表示深深地感谢。 　　宅门里的朵朵奇葩，争辉斗艳的局面，将永远留在观众的记忆中。 *第六部分：劳改生活 　　最要命的是，买饭前要背一条毛主席语录，其实这也没什么难的，可架不住卖饭的存心治你。你得先背“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然后问你买什么?一个白菜四个窝头，第一个走了。第二个上来也背“凡是错误的思想……”里边立即怒斥，人家刚背完你又背，靠边儿站!得，买不成了，这一靠边儿就得等两百人都买完了才轮到你。第三个上来了，背条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里面的人更怒了，这也是你能背的吗?你要造谁的反?靠边儿站，又一个…… --------------- 吃(1) --------------- 　　劳改就是你犯了法了，用劳动来改造你。那就不是缝缝扣子、洗洗手绢那种劳动了。强劳，重劳，一百三十斤的一个水泥构件，一个人装车，一搬就是一天；一百一十八斤的麻袋，一扛一天；自己上肩儿自己扛，还要上“过山跳”；筛石头子儿，普通职工一天筛三方，我们是二十方；挖坑填土，普通职工一天半米，我们是三米；打草，好打的草场只属于普通职工，每天三百斤，我们要满山遍野地乱跑，一天，一千斤!普通职工按的是国家标准，我们按的是劳改标准。真有完不成的，你再卖力气找不到草也是白搭，于是过秤的时候在草捆里加石头，加多了就露馅，那么一小捆草怎么会有一百多斤?拆开检查，草落石出，就要挨一顿臭批斗，少不了挨几巴掌。最多一天要干十六个小时的活儿，凌晨四点到晚上八点，收工回来，一个个都像霜打了的叫化子，拉着胯就进屋了。再学俩钟头“毛选”，再批斗俩钟头那“加了石头”的反改造分子，只剩了四五个钟头睡觉。脑袋一沾枕头，一秒钟便可进入梦乡，死猪一样。 　　后来好多人找窍门学会了边走路边睡觉。有时出工路上要走一个小时，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但最不“美”的是偶尔队伍突然停住，你的头就会撞到前边的人肩上扛的铁锹或镐头上，不出血也得弄一个包。人的体能是有极限的，干这么重的活儿，这么劳累，靠什么顶着？一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二就是吃。您一定以为那肯定得吃好吃饱，大鱼大肉。那还叫劳改队吗?那是现在的大款，当然大款也不会去打草扛麻袋。 　　我们这一百多个犯人，都是从北京各大学里揪出的反动分子，稍微高级一点儿，因此不吃大锅饭。每人都有粮食定量，根据劳动表现之优劣，分别不同定量。我是最高的。我劳动向来不惜力，是每月四十五斤。最少的就只有三十五斤了，而且每月评定，劳动表现突出的奖励粮票，两三斤到七八斤不等。您一听一定又以为：好家伙，四十五斤?吃得了吗?撑死你!是啊，我现在一个月吃粮食不超过十斤，可在当时，跟您说实话，每顿只能吃半饱。就这半饱您还别以为是吃什么好东西，主要是窝头，占百分之七十。我这北方汉子，窝头还吃得挺来劲，南方犯人则不行了，拿起窝头如见牛屎马粪一般，难以下咽。少量大米，也不知从哪个仓库底扫出来的籼米，吃到嘴里刷拉刷拉的，白面就更稀罕了，而且也轮不到我们吃。 　　有一天中午，我买了八两米饭——那时吃饭从来不坐，买了以后站在食堂边儿上五分钟吃完、刷了碗就出工——我刚刚吃完要走，忽然专门卖给犯人的窗口又打开了，卖饭的大喊一声：“嘿!你们那帮!有吃面条的吗?”那天职工吃面条，我们是没资格吃的，这一定是剩下了。一听面条，我俩眼差点儿瞪出血来，豁出去了，机会难得呀!这是革命群众对我们这帮反革命的特大关怀，都不吃那不是给脸不要脸吗?就算到了月底粮食不够吃了，也不能见“面”不吃!我第一个冲上去又买了一斤六两面条。面条已经泡糟了，可那也是面条啊!这一顿前后吃了二斤四两，刚刚吃饱。您说，一个月四十五斤够吃吗? --------------- 吃(2) --------------- 　　至于说到菜，职工那边鸡、鸭、鱼、肉什么都有，我们只能看着。我们的主菜是熬白菜或炖倭瓜，所谓“熬、炖”就是拿开水一煮撒把盐，当然是一点儿油腥没有的。“文革”之前还允许我们买个肉菜，可买不起。每人发生活费，最低十六元，最多二十八元，我是最高的，可光粮食就得七八元，抽最次的烟也得七八元，还有牙膏、肥皂(四年没见过香皂)、墨水和最次的纸(写认罪书用)、袜子、内裤(四年没穿过一件新衣服，穿给谁看呐!我的棉衣一共打了一百一十二块补丁)，就这样也差不多二十元钱了。我每月攒五元钱，积攒了两年凑够一百元，寄给了我三姨。因为“文革”前她给我寄过一百斤粮票(我当时还不知道她当年卖我赚过一百二十元现大洋)。所以，就是有肉菜也买不起，也有憋得不行了买个肉菜吃，多买一次就要挨批斗，这就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是抗拒改造。那白菜帮子和老倭瓜实在难吃，干脆不吃。花两毛钱买一大包掺满了辣椒把儿的辣椒面，是最便宜的，沾窝头吃或拌在米饭里吃。那一碗鲜红的米饭，吃起来有刺激。我特能吃辣的，就是那会儿练出来的。 　　人呐，就是贱骨头。我从小有痔疮，医生严禁我吃辣椒，可从进劳改队那天起，不管吃多少辣椒面儿，痔疮从未犯过。这样吃，就可以节约不少菜钱，白菜、倭瓜一盘儿两分钱，十顿就是两毛，而这一大包辣椒面儿可以吃二十顿。这能节约两毛钱啊! 　　我们这些劳改犯，最盼望的就是“五·一”和“十·一”。这两天管理组要发给我们每人一张菜票(当然还是自己掏钱买)可以名正言顺地吃一个“熘肉片”或“炒鸡丁”。我们拿到菜票，那真是盛大节日啊!一个上午干活儿，脑子里全是油汪汪的“熘肉片”。中午排着队进了食堂，一个个都两眼发直地望着卖饭的小窗口，不知是过于激动，还是过于劳累，站在前面排队的钢铁学院的反革命×××，突然斜刺里摔倒下去，“砰”然倒地，职工们先是吓了一跳，继而都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只见他倒在地上，脸色铁青，牙关紧闭，看不出是死是活。 　　我们早把“熘肉片”抛到了九霄云外，不敢把他往监舍抬，几个人一拥而上直接抬到了管理组。管理人员一言不发地看着，脸色也是铁青。于是喷水、灌水、掐人中、捶胸，大约十分钟，他醒过来了，可能他自己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愣了一下突然坐起大叫：“我的菜票!”大家忙低头乱找，没有。又有人急忙奔向食堂，是否摔倒的时候扔在地上了？我们扶他站起，只见他左手始终攥着拳头，便叫他张开松弛一下，手一张开，菜票就在他手中。他始终死死地攥着啊!有人流泪了……对不起，写到这里我的眼眶又湿了。我曾见过“革命群众”对“反革命”进行的种种残害和侮辱，我都不曾流泪，可这件小事，我流泪了……我不知道“人”字该怎么写! --------------- 吃(3) --------------- 　　“文革”前虽然有我三姨的粮票接济，毕竟有限，我要吃饱，一月至少九十斤粮票。寄一百斤来，也不过吃三个月，但比那些无外援的，就很叫人眼红了。我是个不大忍心吃独食的人，有时就三斤两斤给实在困难的人，结果被人汇报了，我被批斗。罪名是“搞不正当的反动关系，拉帮结派破坏改造”。 　　我们还有一个不是节日的盛大节日，那就是跟着职工去南口镇干活，一辆大车装着胡萝卜、白菜什么的，或者拉煤和水泥构件。只去一个人。车把式是不干活儿的，全靠你一个人装，这就特别需要有力气能干的。职工一般到劳改队点我的名去。早晨去，来回五十多里地，一辆马车回到农场要下午了，中午这顿饭就可以在南口镇吃了。关键是不管你怎么吃没人管你了，宁可超定量多花钱，哪怕晚饭不吃了呢，这顿也要大开斋。 　　有一天我又被点名，一出门就想好了，今天至少三斤炸酱面。车行半路，忽然惊得我一身冷汗，头发根儿都扎偧了，我说坏了!车把式忙问怎么了?我说我忘带粮票了，他说：“什么大事啊!一惊一乍的，我带了!”我怯怯地问，您带了多少?他说：“一斤!还不够咱俩吃的?”我只好长叹一声，蔫儿了。他立即说：“我知道你能吃，一斤都给你，我有瓶啤酒就行了。”认倒霉吧，盛大的节日是过不成了。那个后悔呀! 　　等干完了活儿，进了饭馆，他果然只要了一瓶啤酒一个菜，我则要了一斤炸酱面，三两分钟就吃完了。他说这回行了吧?饱没饱?我苦笑着说：“哼，才一斤面条儿……”站起身要走。他一把拉住我说：“等等，别饿着你。”他四下张望，居然找到一个熟人借了一斤粮票给我，说吃多少你自己去买吧。我又买了一斤，三两分钟吃完了。他惊得连啤酒都忘喝了，一直呆呆地望着我，最后说：“你他妈是人吗！”我心说我早他妈不是人了。车把式剩了一点儿啤酒没喝完就走了。把我给馋的，也不好意思要来喝，“臭老九”嘛，还顾点儿面子，两年不知酒味了。 　　可巧有一天电影学院调我回城核实“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只我一个人。一到南口镇想大撮一顿，先要了一瓶啤酒，可没人管了！一口气就把一瓶全喝了。坏了，常年不喝酒，肚子常年空空，立即头晕目眩，也顾不上吃饭了，忙奔火车站。一进门就不行了，一头趴在长椅上昏睡过去，醒了以后还好，赶上了末班车。 　　我们还有一个真正的节日，那就是每年的春节。职工走光了，食堂不开伙，我们也放三天假，从食堂领回白面、肉馅儿，自己包饺子。三十晚上，按每人一百个的数量包好了饺子，当然吃不完，每人分了一百个。那时为了吃，经常打赌。一种是扎肩膀，用大头针往肩上扎；因为长期劳动，肩膀上一层厚厚的老茧，比如四个人，依次扎来，谁最深谁就赢了，每人给他十个饺子。没人跟我比，他们输过，我的最深，近半寸厚。 --------------- 吃(4) --------------- 　　还有一种是泡凉水，数九寒天，门口有个大水池，有个粗大的输水管“哗哗”向里灌水。再从池口排出流向田间，谁敢下去泡十分钟，输了的给他买个肉菜。矿业学院的一个小子脱光就跳下去了，五分钟以后，他开始嘴唇发紫，两眼发直真不行了。打赌者大喊：“行了，出来吧，我给你买菜，我输了!”这小子还特别讲信用，死不上来。十分钟后大家把他拉上来，已是浑身发抖，两腿僵直，回到屋里盖上四层棉被还打哆嗦，一连高烧两天，什么好菜也吃不下了。 　　今儿是吃饺子，有个小子叫板，一百个全吃了，吃不了的掏钱。这小子比我矮半头，又瘦又小，怕他?我说我和你赌。两人面对而坐，来吧!吃到第九十个的时候真不行了，俩人都不行了，互相瞪着。反正你吃一个我就吃一个，围观的人气氛紧张。吃到第九十九个，都停下来了，那小子运了运气终于吃了最后一个。也怪了，就剩那一个，我是无论如何不行了，我知道只要再吃一个我吃的全部饺子都会吐出来，我恶心!我输了!我掏钱!我太冤了!连撑带气我一宿没睡。第二天再包，却吃不下了。我剩了一大盘，用碗一扣放在桌下，准备第二天再吃。 　　谁知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饺子一个不见了。谁偷吃了?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凶狠地望着屋里的人，谁都知道我要拼命了。 　　五十个饺子是什么概念?能不拼命吗?所有的人都惊恐地否认，绝对没偷吃。我想也没人有这个胆量，论劳动干活，我是全队的前五名，凶得咧!可饺子哪儿去了?经过大家缜密地查看和分析，是被老鼠盗走了。不信晚上做实验，盘子里放了一个饺子，用碗虚盖上，将灯拉灭，全体床上静坐，一有响动立即开灯。哈!果然，一个耗子四脚朝天抱着那个饺子，另一个耗子咬住它的尾巴向洞里拖，真开了眼了！它不是先吃，而是贮存，太可恨了! 　　第二天，去食堂捡了一个废油瓶，借了四个老鼠夹，瓶口和夹子上都弄上肉馅，天一黑，关灯!大家连气儿都不敢大出，只听“叭”的一声，开灯!嗬，一个耗子还抱着瓶子舔瓶子口呢，还有一个被夹住了，正“吱吱”地叫。把老鼠拿下摔死，再将夹子支上，关灯!“叭!”开灯，又一个，一直抓了十几只，方解了我心头之恨。耗子太多了，常常招摇过市如入无人之境。 　　春节我们一人分得一个苹果。我们是果树农场，苹果成山，可落果没人要，自然便宜了我们。譬如葡萄，我们只能吃处理的，两分钱一斤，烂的一分钱一斤，每人都能吃一大脸盆至少十斤。发的那一个苹果我没舍得吃，放在了枕头边。以前在家里过春节，三十晚上妈妈必要拿一个硕大的红苹果放我枕边，取个“四季平安”之意，这次也算是旧梦重温吧。没想到我睡得如死猪一般，第二天一醒见这苹果居然叫耗子啃了一半儿。罢了，您都劳改了，四季还平什么安!还有各色的，师范大学一小子，不会做饭，也不愿麻烦别人，把白面和馅儿卖给别人拿钱买了十斤挂面。早晨起便找人下棋，将一斤挂面顺在暖水瓶里，灌上刚开的水，一盘棋下完，将面倒出，已经泡熟了，倒点酱油，几口就吃完了。下了一天棋，竟吃了五斤挂面。 --------------- 吃(5) --------------- 　　您想，这个吃法，粮食定量能够吗?反正我每到月底至少两三天就没粮食了，这两三天只好“瓜菜代”。所谓“瓜菜代”就是光吃菜不吃粮食。这是中华大地一九六0年困难时期发明的新名词儿，以瓜菜代替粮食，于是二分钱一盘的盐水白菜，来十盘儿，然后就去扛一百一十八斤的麻袋。两分钱一盘的盐水煮倭瓜，来十盘儿(多了也买不起，不但没粮也没钱)，吃完了再去搬那一百三十斤的水泥构件，能不饿吗?两脚发软，眼冒金星，下了工浑身打晃儿。总得想法子，各村都有很多的高招儿。 　　一天收工回来，看见路边职工在买大葱，一分钱一斤，我买了十斤；一顿吃一根，那得吃多少顿?一个月至少可省八九毛钱，那是多少盘盐水煮倭瓜?刚拿到屋里，管理组派人来叫我去，有人汇报了。管理人员拍桌子瞪眼地怒吼着：“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还要买大葱?那是职工的福利葱!你也配吃大葱?你个腐朽的资产阶级享乐思想!你还要吃大葱！你还想吃什么?写检查!”我不但把大葱全交到了管理组，还写了一份深刻的检查，从“小时候就过着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检查起，深挖“买大葱”的犯罪根源，我实在是太“反动”了。 　　明的不行，来暗的。南口农场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荒滩地，经常有野兔出没，何不打兔子!开始不行，一来二去有了经验，有了准头，我成了射兔神手。兔子胆小，一出现立即钻入草丛，你左手拿块小石子儿，右手拿块大石头，轻轻从坑底爬上来扬手准备好：先将小石子儿扔向草丛，这叫打草惊兔，它会立即窜出，右手的石块奋力打去，我几乎是百发百中。死兔扔到坑里，收工以后以上厕所为由，到防护林中把兔子剥皮，放在大茶缸里一煮，撒把盐，一个人吃一只。那可比盐水煮倭瓜好吃多了，那是肉。 　　后来发展到抓刺猬、黄鼠狼、野猫。最好吃的是刺猬，剥开硬壳以后，壳上有一层厚厚的板油，先放在茶缸里炼油，把油渣吃掉，然后将刺猬切割放在油里炸，哎呀！“酥炸八块儿”。谁享受过?最美味的是蛇，但不多见。一次搬水泥构件，搬到最下一层，好家伙，十几条大大小小的蛇。正在冬眠的蛇，一见阳光立即窜动起来。我把构件一扔。真是艺高人胆大，我用手奋力拍去，将十几条蛇“劈劈啪啪”打死，塞到了我的棉衣中，整整炖了两大茶缸子，连汤带水全吃了，这是高级餐馆的“蛇羹”啊! 　　还有一次打草，突然从草丛中窜出一条蛇，太可怕了，蛇只有一米长，竟有铁锹把儿那么粗，而且不跑，冲着我伸舌头。审视片刻，我突然抓住蛇尾抡圆了往石头上摔，一下、两下，那蛇竟然大大地张开了嘴吐出了一只没了毛的麻雀，再摔又一只，一连吐出四只，那蛇一下子变得只有大拇指那么粗了。原来肚子里有货。这下好了，连蛇带麻雀，炖了一大缸子的“龙凤呈祥”。从没吃过这般美味，要是有点儿葱姜蒜就好了。 --------------- 吃(6) --------------- 　　实在没什么好打的了，若想果腹，那就是麻雀了。麻雀所以不受青睐主要是太麻烦，小，还得拔毛儿，开了膛后又没多少肉。不是没有可吃的吗，总比没有强。麻雀最好打，进了牛场堆草的大棚，麻雀多得成了灾，只要用大扫帚用力一拍就七八只，拍个百十来只，拿脸盆一煮，撒上盐和辣椒面儿，味道也不错。一盆吃下去，省了一顿晚饭，也值!又有人打小报告了，管理组把我叫了去，习惯了，不就是换顿臭骂要份检查吗?这种错误因为不太反动还不至于挨打。奇怪，管理人员没拍桌子，却问我兔子怎么打，我说用石头，他不信，我详细介绍了经验，他说哪天打一个给他看看，我说那你得蹲到我坑边儿等待兔子出来。当然他没有等，我反正免去了检查，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吃的是猪狗食，吃得舒心也还罢了，“文革”开始以后，“反革命分子”买饭又有了一条新规定，叫你吃猪狗食也吃得心惊胆战。所有的反革命、黑帮、四类分子全归到了一个窗口，在最边儿上，那就有差不多两百人；别的窗口都没了人，也不许我们过去，这还无所谓。 　　最要命的是，买饭前要背一条毛主席语录，其实这也没什么难的，可架不住卖饭的存心治你。你得先背“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然后问你买什么?一个白菜四个窝头，第一个走了。第二个上来也背“凡是错误的思想……”里边立即怒斥，人家刚背完你又背，靠边儿站!得，买不成了，这一靠边儿就得等两百人都买完了才轮到你。第三个上来了，背条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里面的人更怒了，这也是你能背的吗?你要造谁的反?靠边儿站，又一个。第四个上来了，背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更砸了，你不忘?你要跟谁斗?靠边儿!第五个上来了，里边儿又出幺蛾子了，背“语录”第十一页，这谁记得住啊?没的说，靠边儿。第六个上来要他背十五页第二条，这小子是电力学院的，极聪明，他知道里边那人不过是瞎说一页，他也未必知道，便乱背了一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真灵!买什么?八两米饭一倭瓜，他过关了。第七个上来了，第九页第五条，有了前车之鉴，他也顺口就来，“要斗私批修”，其实根本不是这条儿，里边儿那人却说，五个字儿，你倒省事!这不算，靠边儿!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这么扯皮，直到出工哨儿响了，还有好些人没买上饭。甭吃啦，赶紧去集合，出工是哪个也不敢迟到的，只能饿着肚子干半天活儿。 　　人人自危。后来买饭前都得想好了“语录”，问问前后的人不能重复，还要适合批判自己反动本质，还不能太长，长了他说你故意捣乱；也不能太短，还得记住是哪一页，万一他正好知道那一页那一条，你瞎说，不成了欺骗革命群众，诋毁毛泽东思想吗?真累!您说，这还叫吃饭吗?不就酱油汤子拌倭瓜，盐水煮白菜帮子嘛!至于吗? --------------- 自杀(1) ---------------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农场劳改快两年了。我们是被明令禁止不许议论，当然更无权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可是，整个农场铺天盖地的贴满大字报，每天排队去买饭，总要偷看几眼大字报，终于明白了，这次运动主要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终于不是整群众了。心里不那么紧张了，可太幼稚了。 　　没几天，首先看到的是四类分子劳改队的人全都被剃了“阴阳头”，实在过于怪异，不是剃光，而是东留一绺，西留一撮，坑坑洼洼、长长短短，这叫“牛鬼蛇神头”。我们很庆幸，大概对我们的政策与四类分子不同，没把我们剃成那副德性，那种侮辱，作为一个人，是无法忍受的啊!当时我们对红卫兵造反的情况一无所知。还寄希望于什么政策，这不瞎掰么? 　　八月中旬，正要出工，忽见门口贴出一张大告示，勒令我们四点前立即将狗头剃光，否则“格杀勿论”。这下儿可全懵了。但依然抱有幻想，组长跑到管理人员那里问是否要听红卫兵的命令剃头?管理人员竟反问：“你们说呢?”这还用说么?剃!“臭老九”总是能找到解脱自尊心受辱的理由，有人便说，这是红卫兵对我们的宽大，剃光总比四类分子的“阴阳头”体面多了。可是一百多人，只有三个推子，一个小时如何剃得完?于是，剪子、刮刀、剃须刀、推子，凡能将头发彻底消灭的工具全都用了。都是狗头，也没那么讲究，“格杀”都“勿论”了，“格剃”还论什么!神速，不到四点，全光!只有邮电学院的一个小子，牛×!坚决不剃。他认为这是侮辱，人身侮辱!士可杀而不可辱!好像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侮辱”似的。对红卫兵的宽大毫不感恩，结果被红卫兵打得鲜血淋漓脑袋开花，并按四类分子标准剃了“阴阳头”。 　　这本来是件很悲惨的事，可最不可思议、最让人奇怪的是，剃了头的诸君坐在屋里等红卫兵揪斗，瞪着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约而同地突然都大笑起来。我也笑得肚子疼，这种笑是非常反动的，若被红卫兵看见那是定要“格杀”的，都知道这“笑”的危险性，可谁都忍不住，有捂住嘴的、有低着脸的、有扭着头的，只是笑。我居然想到很多文艺作品描写的悲惨场面：哭、悲痛、撕心裂肺，都不对了，应该笑!你不笑因为你未身临其境，“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一声断喝，我们被红卫兵押到大礼堂前的小广场上。都不笑了，因为我们身上立即溅满同伴的鲜血，于是罚跪、挂牌子、游街。这游街只在书中看过，那是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却不知游街竟如此难过，没点儿功夫还真不行。九十度弯腰前行，最要命的是还要双臂举起前伸，这很难过，不信您现在就试试，看能坚持几分钟?也许看到这里您出于好奇真就试上了，体验一下，怎么样?……您坚持了多久?街两旁全是手持棍棒皮鞭的红卫兵，而且有荷枪实弹的民兵，后来才知道，总部有令，如有反抗立即枪杀。 --------------- 自杀(2) --------------- 　　我们像牲口一样被驱赶，而且专门往水洼、泥地里赶。只听见混乱的谩骂声和吆喝声，以及此起彼伏的“劈劈啪啪”的抽打声，听到最多的喊声则是：“妈了个×!把胳膊伸直!”没错儿，两臂伸直太难了，我已经坚持不住了，可我深知把两臂放下来的后果。我突然灵机一动，何不把两手放在前面那人撅着的屁股上?这么混乱的场面，总不会被发现吧?我快走两步，把疲劳到极限的双臂搭在前面的屁股上，那叫舒坦，那叫痛快，假如当时有人问我：“人生的最大幸福是什么?”我一定回答：“把双手放在前面的屁股上”。大约也就十几秒钟，我的不轨行为被发现了，随着一声：“×你妈的俩手往哪儿搁?!”一棍抡下，疼得我忙把手缩回，可那迅雷不及掩耳的第二棍狠狠抡在了前面的屁股上，我很内疚，真不是故意的，叫他挨了一棍，后来很想向他道歉，但始终没弄清那是谁的屁股。 　　当时的游街队伍已没有队形，混乱不堪。可就那十几秒钟救了我，使我一直坚持到游斗完。我们被赶回监舍，刚一进屋，砖头、石块儿立即从门、从窗户雨点般地飞进来，伴随着男男女女红卫兵的不堪入耳的愤怒的脏话。谁也不敢抬头，只听见被打的“哎哟”声，我站在双层床的一侧，一块砖头狠狠地打在床柱上，距离我的鼻子一寸，床柱上立即有了一个坑，若打在我头上，也就“格杀勿论”了。我们无一人反抗，哪怕是稍稍的反抗，没有。 　　第二天斗四类分子，我们全体被拉去陪斗。我们被放走时，我第一次领略了“吓得腿肚子朝前”的滋味儿。有了这一连串的惊吓和受辱，才有了我后面的自杀，咱们还是另起一段吧。 　　对于劳改犯来说，劳动只是手段，其惟一的目的是“认罪服罪”，我没认真统计过，五年中我写的“认罪服罪书”少说也有上百万字吧，我完好地保留至今。“平反”时发还给我，没舍得烧。“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嘛，这好像是列宁同志说的。对于劳改犯来说，管理人员最怕的是什么呢?翻案!你一翻案就是说你不是反革命，那管理组就错了，把你定成反革命的原单位也错了，那就是“党”错了，你想想“党”能错吗?所以“认罪服罪”是首要!其他如不好好劳动，继续散布反动言论，打兔子吃刺猬等等，那都是次要的，因此只要犯人的“翻案思想”稍稍有点风吹草动，蛛丝马迹，那就是塌天之祸，就要全体总动员，严批狠斗。不但叫你体无完肤，也是杀鸡给猴儿看。 　　“文革”之风刚刚吹来，监舍之中立即人心浮动，因为把我们定成反革命的直接下令者，是当时市委某负责人，他被揪出来了，他是反革命，那我们就不应该是，总不会敌人把敌人揪出来吧?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于是翻案思想泛滥。结果一个个翻案者被揪了出来，那种惨不忍睹的批斗，令人胆寒。我不止一次地警告自己，千万别走这一步，那将是灭顶之灾。可事实上，有些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您读过雨果“同志”的《悲惨世界》吗?冉阿让明知再隐忍一下便可被释放，但他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狼，只要看见一点儿亮光就要越狱，就想逃出去，狼性。我也不例外，我看到了一线亮光。 --------------- 自杀(3) --------------- 　　其实，我当时翻案之心已死。当那一轮对翻案者的残酷批斗后，大概是为了消灭犯人的翻案幻想，管理人员宣布说，当时市委有些人把我们揪出来是一个反革命的大阴谋，是在大学生中选出一批反革命的精兵强将，放在了劳改农场监护起来，作为反革命的别动队，随时准备利用这批力量进行反革命的复辟活动。这才知道不是敌人揪敌人，而是敌人在保护敌人。没想到我们还如此受领导人的重视，这么有用，能不受宠若惊?既然如此，你还翻他妈什么案?可事出有因，身不由己啊。 　　“文革”开始以后，我们每个犯人所在的原学校又都揪出无数的反革命，凡曾与我们有关联的人都难幸免，于是每天都有人来我们劳改队找犯人外调。 　　一九六七年夏天，我所在的电影学院造反派“井冈山”的革命领导前来找我外调了，令我瞠目的是，同行的三人竟是原来和我一起打成“反动集团”的成员，他们都是工农子弟，只受了“警告”或“记过”处分，只有我是反动资本家而一人入狱。 　　我本以为他们也难逃此劫，早被揪斗了，哪知他们都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他们原来所定的“错误”，却变成了向黑党委斗争的英雄事迹! 　　这是怎么回事?那我呢?咱们曾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他们说了，我不一样，我是残酷迫害工农子弟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是罪不容诛的反革命分子。班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动集团，只有我一人是反动的，当然也还有反动同伙，那就是我和两位班主任田风和汪岁寒，我们三人勾结在一起，残酷排挤、迫害工农子弟，施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在班上复辟了资本主义!必须交代如何陷害的工农子弟，把那些诬蔑工农子弟的不实之词全部翻案，重新交代我们三人反党罪行的巨大阴谋。而且给我规定了一二三四等具体罪行。 　　他们声色俱厉，我低头不语，没这个道理吧?太不合情理了嘛!要翻案大家一起翻，玩儿这种舍车保帅的把戏，太不仗义，太不光明正大了吧！他们又说你必须重新交代，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否则你也知道红卫兵不是好惹的。我当然知道不是好惹的，我早见识过了。 　　我很讨厌威胁，可我是个软蛋，当然不想惹红卫兵。我不知电影学院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肯定造反了，但对立面的红卫兵肯定揪住他们曾是反动集团成员不放，他们必须先正名，便不得不来找我把他们身上的一身烂屎先擦干净。好好儿说嘛!把你们的难处告诉我，我肯定帮忙，反正我已入狱了，不过是只“死老虎”，牺牲就牺牲吧!何必装成正人君子来威胁恫吓、拍桌子瞪眼?不都哥们儿嘛!他们走了，说过几天来拿材料。 --------------- 自杀(4) --------------- 　　想了好久，我不能不写。红卫兵的棍棒我是领教过的，于是我按照他们的口径，只写了我与田风、汪岁寒三人“反革命集团”迫害工农子弟的“罪行”，至于给他们个人翻案的材料我一字未写；田风不仅是我的恩师，也是他们的恩师，而且早在一九六五年已被学院迫害致死，其冤弥天。我写了这份材料，留至现在，每当看见，便觉愧对田师在天之灵，我不是人! 　　果然过了几天他们来取材料了。而且三人之中换了两人(我们当时全班二十三人中，有八个被打成“反动集团”成员)，其中一人正是当年把我们打成“反动集团”的人。当年，我也没饶了他，揭发捏造了他很多罪行，其中一条儿最狠的是“打倒×××”，他也成了八分之一。 　　显然，他们看了材料以后十分不满，问我为什么不给他们写翻案材料?我说没想好怎么写。那位“八分之一”问：“我什么时候喊过打倒×××?”我说你喊过。他又问：“我什么时候学着哑嗓子喊过打倒×××?”我说你喊过。他再问：“我什么时候从桌后面探出脑袋喊过打倒×××?”我说你喊过！ 　　对于他，我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谈不上客气。就这样僵持了大约一个小时，一直坐在旁边的管理组人员不知为何突然起身走了，剩下的五个人忽然有四人一起上了厕所，只剩了一个人，是当年“反动集团”的主要成员。他看看四下无人，突然对我说：“该翻的全要翻!彻底地翻!包括你自己在内!”说完又眼露凶光，满脸诚恳地向我飞快点了几下头。这一线“亮光”对我来说无疑是个惊天动地的信号!立即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全部忘诸脑后。正是毛主席说的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 　　他们又走了，说过几天来拿材料。我的思想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面临着十分艰难的抉择。假如按那人所说，包括我在内的此案全翻，那我就不再是反革命，我就可以结束劳改生活，我就是革命群众了，而且还是受到迫害的革命造反派，这太诱惑了，我甚至想到我回到学院那趾高气扬的样子。 　　可这案翻得成吗?我并不担心那些已定案的罪行，可以矢口否认，可以辩成是革命行为，人嘴两张皮，由着你随便说。我担心的是这帮人是否可靠?两次来人分明是逼我给他们翻案，没我什么事，我还翻什么案?而那人说包括我在内，很可能是诱饵，骗我给他们翻了，至于我翻成翻不成他们根本无所谓，那时我就会被弃之如敝屣，也可能连破鞋都不如地被扔掉。我再因翻案而挨批挨斗，关他们屁事? 　　也有另一种可能，他们故意做局，弄得声色俱厉，实际上制造了一个我与那人单独对面之势，这才图穷而匕首见，告诉我“包括你在内”，此行目的就是要救我于水火之中。仔细想来又不对了，他们若真想给我翻案，完全可以把我揪回学院批斗，那时再翻案，我的人身便有了极大的保险系数，我可以不再回劳改队。当时红卫兵组织是有权从劳改队把犯人提走的，管理组也不敢拦。可他们没这样做，我的第一种分析是准确的：诱饵!我怒了，分明是耍我!那咱们就耍耍玩儿吧。 --------------- 自杀(5) --------------- 　　他们深知为我平反冤狱之难的巨大的风险：我若翻不成，给我翻案的人岂不也真成了反革命，所以最妥善的办法就是叫我给他们翻案，我的不能翻。这样既把他们全择了出来，又表明了他们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一箭而双雕。至于说的那句“也包括你在内”，完全可以不承认，有旁证吗?谁能证明?顶多是再给我增加一条“诬蔑革命群众”而已。 　　不给他们翻案，风险极大，红卫兵的棍棒不是吃素的。给他们翻案，风险同样大，那就意味着给自己翻案，岂有一个反动集团却不反动，就我一个人儿反动?那红卫兵的棍棒也是天天要开荤的。我历经磨难，何等的老谋深算、老奸巨猾，我给所有人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案全翻了，但每人留了最致命的一条咬死不翻，譬如“打倒×××”。你说我没给你们翻?明明翻了百分之九十九，你们说我犯了“翻案罪行”?我每人留一条，只这一条，在当时是可以乱棍打死。同时，还留了后路，叫他们知道，不给我翻，你们就休想彻底地翻，就休想把我扔下不管，你们就还得来找我，直到你们彻底醒悟，否则就两败俱伤，至少我先保护了自己，而你们的人身安全并无任何危险。 　　材料交上去了，没想到形势急转直下，来取材料的不是那些人了，竟是“井冈山”对立面组织的人，当然也是革命群众造反派。他怒不可遏地指着我已翻了供的那百分之九十九，说我胆大包天，居然敢为反革命分子翻案!不管怎样解释，他根本不理会那未翻的百分之一。坐在旁边的管理组人员冷冷地望着我，我被勒令重新交代。我想这应该是两派之间的斗争，见过，农场的职工也分成两派，打得头破血流。这份交代材料我不能写，万一“井冈山”的带着那帮人再来呢?那就瞎了。不写又不成，我采取了拖延战术，总能拖到那帮人再来，然后见机行事。 　　可一个月过去了，两派的人都没再来，管理组的人也没催我交材料。我忐忑了一个月，终于松下来，心想大概没事了，知道找我也没用。却不料，风云突变。 　　下午出工的时候，有两个人留下没去，这是常事，肯定是干别的活儿了。等晚上收工回来，进屋一看，着实吃了一惊：上下铺睡十个人的小屋子里，竟然铺天盖地挂满了大、小字报，我的床头几乎被封死。 　　醒目的大字标题全是讨伐我的。 　　“郭宝昌翻案，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请看郭宝昌的翻案罪行!” 　　“郭宝昌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砸烂郭宝昌的翻案狗头!” 　　当然，郭宝昌三个字都是倒着写的，都打上了红“×”，我一看便知，这是管理组布置的。急忙跑到管理组，可管理人员根本不听我说，他说他全知道，叫我写好交代材料，准备在组内接受批斗。显然这又是杀鸡给猴儿看。 --------------- 自杀(6) --------------- 　　这一段时间翻案之风猖獗，一个个被揪斗。一是管理组在“文革”开始后曾悍然宣布，我们已改判，全都是“无期徒刑”!既无司法程序，又无任何判无期的罪证，就这么定了，人心大乱，哪个不想翻案?也好找一条出路。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这里曾有两个犯人，一个是北大的，一个是师专的，由于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和企图叛逃被升级送进了正式监狱，正经是宣判带上手铐子走的。没想到“文革”一开始，北大那小子突然跑回来了，超出一般夸张地故意惊讶地问：“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我们监狱的人全都造反了，管理人员都被揪斗了，你们还在这儿受罪?监狱都比你们这儿强，不用劳动，也没有红卫兵捣乱，你们还不造反?”我们都吓得毛骨悚然，谁敢搭碴儿?他示威一样地说他回来只是为了拿他被捕时没来得及拿的洗脸盆。 　　管理组的人明知他来了，却无一人敢露面。他走以后直到晚上才把我们集合训话，说北大那小子是越狱逃跑，是永远也翻不了案的反革命，公安局正在通缉他。奇怪，正在通缉，你们为什么不抓住他?没有人信，又不能不让你想，监狱的都没事了，为什么还关着我们?翻案思想自然是死灰复燃。正要抓几个人试刀呢，我这个活靶子，管理组焉肯轻易放过！我回到监舍，已没有一个人再理我，都在低着头写揭发材料，准备进行对我的批斗。其实我在组内人缘还不错，我从未主动揭发过谁或背后打小报告整谁，我十分厌恶和痛恨这种行径，但我依然遭恨。 　　最主要原因是，所有劳改犯除极个别的，几乎每人都挨过批斗，有的是因为不好好劳动，有的是因为继续散布反动言论。您别以为是真散布了什么反动言论，譬如我有一次上房修屋顶，随便说了一句“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便是恶毒攻击红卫兵，天天打人，我借此发泄反动情绪。这挨得上边儿吗?可就这种言论凑上个十条儿八条儿也要挨一次批斗。我很有控制力，尽量少说话，我始终没挨过批斗，这就遭恨!有个小子在总结会上狠狠地说：“其实郭宝昌思想最反动，但老奸巨猾，他就是不说，不要以为不说就不反动!”这叫什么逻辑?反正你抓不住我什么把柄。可这次不行了，我知道我逃不过了，脑子里不时闪过一个个因翻案而被斗的人的惨状。 　　我心寒了，我不能忍受这种惨无人道的蹂躏，我知道我承认翻案必要往死里打，不承认翻案依然要往死里打，没有第二种可能性。 　　第二天我把写好的材料交到管理组，他们不看，叫我批斗会时念给大家听。我走回监舍，只听里面有人喊：“不老老实实交代就打!”“什么老实不老实?先打!打完了再交代!”我一推门，全都不说话了，直瞪瞪地望着我。我说假如我在这儿不方便，那我先出去，你们说完了再叫我进来。我关上门走了，站在不远的厕所旁的防护林边儿上等候。眼前一片黑暗，我的末日到了，我突然想到了死!叫犯人自相残杀，没有比这更残忍、更缺德的了。都怎么了?我们之间有什么仇啊!同是天涯沦落人！对，与其受这样的残害、侮辱，倒不如死!士可杀而不可辱!这种思想本来就有，但集体被辱的时候，尚可忍耐，真把一个人提出单练，则感受完全不同了。可一想到死，我的心立即紧缩，手也在抖，我想从脑中驱逐这个“死”字，但已经做不到了，突然袭击已把我陷入绝境，无他路可寻，宁可死!我懵懵懂懂地被叫了回去，糊里糊涂地躺下睡觉，也不知道自己睡着没有。 --------------- 自杀(7) --------------- 　　第二天一早迷迷瞪瞪地起床，神情恍惚地出工，也不知道哪天批斗我，我也不想再写什么交代材料，脑子里只剩下那一个字。莫名其妙地又想我死后会怎么样呢?谁先发现我?把我烧了还是就地掩埋，总不至于抛到荒郊喂野狗吧?同室操戈的犯人会怎么想?管理人员会后悔吗?死了犯人他不负责任吗?有人会往我家里送信儿吗?我妈妈知道了会怎么样?我曾经那样无礼地对待过她。不会，他们怎么可能去向一个反动资本家送信儿呢!想啊想的真他妈累!太累了，比干多重的活儿都累!而且我做贼心虚，觉得所有的人都在监视我，盯着我，窥透了我企图自杀的阴谋。我更紧张了，尽量装得很平静，其实没人看我，干活儿都躲得我远远的。他们不能和我接近聊天儿，那样便有通敌之嫌，至少划不清界线。 　　我开始考虑怎么个死法儿，这是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喝农药?果园里到处是农药，但向职工要或偷都容易被怀疑和发现。碰头而亡?我怕我不忍心用那么大的力。切腕?那死得太痛苦了吧?上吊?对，上吊好，前不久刚有个四类分子在林里上吊了，既不毁容还留个全尸。定了，上吊!那得有一根结实的绳子，出工收工的路上，我贼眉鼠眼地踅摸绳子。终于在大水池旁觅到一根长短粗细和结实程度都适合的绳子，拾起系在腰间。最重要的是选择一棵树，要有能负重的树杈，高矮还要合适，还不能离宿舍太远，远了是走不出去的。厕所旁的防护林里有棵杨树好像是专门为我预备的，要不要写几句遗言呢?不必，我不欠谁的债也不欠谁的情，无言可遗。 　　只有一件事叫我惴惴不安，那就是在我千衲万补的棉衣上，一块补丁下面缝着我入狱前女朋友的一张照片，我死以后，他们是一定要抄检我的东西的，万一这张照片落入他们手中，那将是对我神圣情感的一种亵渎，追根寻源也会给我这女友带来无穷的后患。对!必须把这张照片处理掉。当一切想定的时候，我突然如释重负，立即轻松起来，轻松得简直有点儿愉快，你说怪不怪?我曾读过托尔斯泰写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他写过一个士兵在战场上临死前的思维状况，我在读书笔记中曾大大赞赏过老托的惊人的笔触，太精彩了，我始终怀疑是老托本人经历过的场面。现在我也体验了一把，我明白了，人要自杀，最恐怖最紧张的是决定死的过程，一旦定下来，整个儿的身心便全都解放了，有一种不必与凡人再打交道的彻底的轻松。让一群的“凡鸟”来“观葬”吧! 　　过了两天，管理组终于向我宣布，第二天开我的批斗会，问我准备好了没有?我说准备好了，其实我什么也没准备，这无异于向我宣布，可以死了。 --------------- 自杀(8) --------------- 　　入夜。熄灯以后，很快不到一分钟，我看到同舍的人都已呼呼大睡，那都是累瘫了的人。我依然精神百倍。几天来我睡得极少，也不困，也不累。我将棉衣抱在胸前，又慢慢将被子拉起，将头蒙上，然后把周边四角全掖好，以免漏光。我打开手电筒，轻轻将棉衣上的那块补丁拆开，取出了我女朋友的照片，我凝视良久，深情地亲吻了两下，终于下决心将照片撕碎，放在了嘴里。照片纸很硬，无论如何嚼不烂，不信您可以试一试，只能嚼成一个硬纸团，我只好十分艰难地咽了下去。 　　做完这最后一件事，踏实了。我关了手电筒，掀开被子，从床下拿起绳子，悄悄地下地走出监舍。我觉得挺悲壮的，比后来与母亲较量，与养母诀别，垃圾堆里捡书，单刀赴黑社会的饭局都要悲壮。 　　外面，月光如水，我心里也静如止水。好像不大像一些文艺作品中描写的那样，自杀前要哭天抹泪，怨天尤人，或说什么“祖国啊永别了”、“爹娘啊，我不能再尽孝了”之类，好像都不太对，我不但不紧张，也不悲痛，而且还有些得意。我终于没让你们侮辱我的阴谋得逞! 　　我来到防护林里找早已看好了的那棵树，还没走到，忽听一声呐喊：“干什么的?”随即有七八个电筒光亮了，全都向我射来。这是巡夜的红卫兵，怕阶级敌人搞破坏。其实这些人白天打扑克、喝酒、睡大觉，晚上没事儿出来了，最大的乐趣就是找一个黑帮分子审着玩儿。玩儿累了，也天亮了，他们又去睡。 　　我着实吓了一大跳，以为他们发现了我要干什么，连忙大叫：“上厕所!”我迅即转身向厕所跑去。我站在尿池子上透过小纱窗口向外张望，想他们过去以后我再行事。谁知这帮人来到我们监舍对面便席地而坐，那里有个小土坡，嘻嘻哈哈聊起天来。等了一会儿，看那意思暂时走不了，我只好走出厕所。几个人的手电筒又向我射来，直把我送进监舍，我又躺下了，只好等。 　　等“死”的滋味儿就不好受了，大有度秒如年之感。慢慢听到外面没有声音了，我又悄悄起来向外走。刚一推门出来，没想到七八个电筒光立即射来，大吼着：“干什么的！”这帮小子根本没走，还坐在那儿。我只好又大喊：“上厕所!”我没别的可说，只听一红卫兵骂道：“你他妈一晚上上几回厕所!”我他妈也不想上厕所啊!但没辙，只好再进了厕所，依然透过小纱窗向外望，这几个“孙子”(后来有人说这几个人是你的福星，受天意来保护你的)看来是不想走了，跟我耗上了。我只好走出厕所，他们照例又用手电筒光把我送回监舍，我再次躺下，不知为什么忽然不想死了。去你妈的，爱他妈怎么着怎么着吧，睡觉!这时才觉得真的太累太累了，从未有过的一种疲惫，一秒不到，我进入了梦乡。 --------------- 自杀(9) --------------- 　　您大概觉得真没劲，闹了半天你没死，连吊都没上成。哪怕吊上去了，再让人救下来又活了，也比这有劲，这叫什么“自杀”?——我真要死了，您还看得到这篇文章吗? 　　人有这样一次经验挺宝贵的! --------------- 他杀(1) --------------- 　　都说犯人是最难管理的，因为他们残忍狡猾，卑鄙无耻，恶念丛生，诡计多端，都是些满脑子祸国殃民的歹徒。其实不尽然，只要得法，那是不难管理的，最好的法子就是叫犯人管犯人。叫他们互相揭发，互相告密，互相争斗，互相暴打。犯人打犯人，那可是下得去狠手的。怎么叫他们“互相”呢?太容易了，一句话就够了，那就是“谁表现好，谁可以先出去”。所谓“先出去”，那就是“自由”啊!什么叫“表现好”呢?那就是揭发得狠，告密得勤，争斗得凶，暴打得毫不留情，方证明你立场坚定，划清了界线，有重新做人的决心。只有在牢狱中度过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贵，那太有吸引力、太诱惑了。 　　我至今不能也不愿原谅那个告密者。他并非坏人，而且也一样是犯人、是受害者(我这里所指的犯人仅仅是我们这个劳改队的大学生，与现在狱中的任何犯人都无关)，只是“自由”对他的诱惑太不可抵御了，他告密了，“密告有人怀疑毛泽东思想”。一个“问号”，险些酿成十条人命。那是一九六六年的深秋了。 　　下午出工，我们排队走出没多远，忽然我们同监舍的W君说他忘了什么东西要回去拿，好像是少带了一把镰刀，他跑回去了。这是很正常的事，谁也没在意。收工的时候，刚走到监舍门口放下工具，管理组立即把我和S君叫了去(当时S君是这个监舍的组长，我是副组长)。管理人员告诉我们，有人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今晚开批斗会。谁攻击?怎么攻击?我们一概不知。 　　晚饭以后，批斗会开始，管理组人员亲临坐阵。这时管理组的人员三个中已换了两个，一个是由于诱奸女犯而被揪斗调走；一个是本来犯了错误被处理到我们这儿——那可是真真正正被监护起来——这次又被原单位揪回。新来的两个人是公安系统的，一到这里先把手枪拍到桌上，说有不服从管教者，枪毙!那时杀个人是很随便的，哪个不怕? 　　按照惯例，批斗会前先读几条有关阶级斗争的毛主席语录，七八条之后，管理人员突然插上说翻开×页念×条。念完以后，管理人员一下子转向C君，问道，你学这一条有什么感想?C君毫无思想准备，稍稍一愣，但说些学习心得和感想还是不难的，他说了。管理人员问：“你说的是心里话?”他说是，管理人员立即叫他把语录本交出来叫大家传着看，这一传大家都惊呆了，C君的语录本上，在这条语录上面赫然画着一个“?”。 　　这分明是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怀疑。那好像是一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语录。这还了得?所有的人都怒吼着：“站起来!低头!”不吼是不行的，那就是同情罪犯，叫他交代这？是什么意思?他居然狡辩说是还没有完全理解，准备要再好好学。这分明是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妄图掩盖自己的滔天罪行，进行诡辩。 --------------- 他杀(2) --------------- 　　大家指出他这就是极其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可谁都知道，我们进劳改队初期，管理人员分明宣布过我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C君的“问号”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其实都存在。批斗了两个小时以后，管理人员宣布暂停：从今晚开始所有人睡觉以后，C君必须再写一个小时的“认罪书”才可睡觉，并每晚留一人监守C君。 　　散会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是白天出工时，w君回监舍取东西，顺便翻检了C君的东西，发现了语录本上的问号，立即向管理组做了告密。这太遭恨了!w君给我的印象一直不错，怎么会做这种事?大概是太想“早一点儿出去”了。 　　当时正处于“文革”的高潮时期，公、检、法已被全部砸烂，整个社会毫无秩序可言，你貌似正义向所谓“邪恶”斗争，你本人已先陷入了邪恶之中，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C君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仪表堂堂，一米八的个头儿，身材匀称健壮，是北大“校运会”上的五项全能冠军。脑袋方方正正，大家给他起个外号叫“色子”，就是打麻雀牌掷的那个“色子”。他性格较孤僻，不大合群，干活儿也不错，因他身体太强壮了，没人敢惹他，真打起架来，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是他的个儿。 　　犯人打架是常有的事，而且从来无人劝架，都是闪在一旁看两个人打，直打到两人都觉得没劲了为止，带着青紫伤痕继续干活。这种事管理组也从不过问，一般来说弱者不敢上前，那不贝青着挨揍吗? 　　有一次挖沟，活儿很急，职工特意调我去，管理组特意要搭配一个干活儿不大灵的。一个上午要挖十米，我知道他不灵，我说我挖七米，剩下三米归你，到了中午我的七米挖完了，他那三米才挖了一半儿，我火儿了，一拳把他从坡儿上打得滚到了坡儿下，我又追，他吓得东逃西窜。结果那天午饭也没吃成，还是我把剩下的挖完了。这件事一直叫我后悔了好几十年，现在如能遇到他，我还是要向他赔礼道歉，欺负弱者，不光彩。 　　这天是垛草，不知为什么，C君的情绪一直很坏，多次把草甩到垛外，全散了，我说他几次，他像没听见一样。又一捆草散了，气得我突然从脑后给了他一巴掌，他的棉帽子都被打飞了出去。他怒了!两眼凶光毕露，指着我的鼻子问：“你想干什么?”这就是打架的信号，所有的犯人立即散开后退，围成了一个大圈儿，那是给我们腾出打架的场地。 　　我们两人对峙着，都虎视眈眈一触即发，看谁先动手。两强相遇，大家都知道今儿有好戏看了，气氛骤然紧张。互相瞪了有十几秒钟吧，他突然说了一声“操!”便捡起帽子去干活儿了。我想我们俩当时的想法大概完全一样，真打起来，两败俱伤，不想叫别人开心看热闹。大家都失望地又去干活儿了。 --------------- 他杀(3) --------------- 　　一天，工间休息，只有C君一人远远地坐在草垛边在看一个小本子，那显然不是毛主席语录。我到草垛后解手，转过来坐到他身边，问他看什么?他两眼望着远方没有回答，我又问他看什么呢，俩眼发直?他低下头仍不说话，忽然拿出刚才已经藏起来的小本子伸给我。我打开本子一看，里面夹着一张黑白照片，一个书生气十足的长者身边站着他和一个长得十分标致的女孩子。照片上的他真是翩翩少年，英姿勃勃；少女婷婷玉立，落落大方。再看看我身边的这位，简直判若两人，剃光了的头更像“色子”。就说他这件棉袄吧，我的棉袄才补了一百多块补丁，他的棉袄已经全是补丁，根本看不到原来棉袄的面儿了，活脱儿的一个叫化子。 　　说起补丁来，那真是劳改队的一大景观，您找不到一件没补丁的衣服。三年与世隔绝，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么些人，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两人蹲在茅坑拉屎，只要一个人一使劲出点儿声，另一人就知道你是谁，不用说话。可那么多的补丁从哪儿来呢? 　　犯人中我要算是比较勤快的，有破即补。每天上工、收工一路上我都要东张西望，见块破布就捡起来，回去以后洗净压平，按它的原始形状剪去毛边儿，压在床褥下。我总有几十块破布的积蓄，当居补丁首富，要补衣服的都来找我，一般情况我也不那么吝啬，有的专拣大一点的、新一点的、颜色好一点的，我就不太舍得了，也有时会忍痛割爱。 　　C君身上的补丁至少有一半儿是从我这儿要的。看到他那张照片，我就猜到了，那个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他点点头。又问那长者是谁，他说那是他们系的教授，是那个女孩的父亲。还能说什么呢?可以想见，C君不但是五项全能冠军，而且必是他们系的高材生，否则这位教授怎会把宝贝女儿给他呢?他独领风骚，正平步青云，有着可以说是远大的锦绣前程，却突然从金字塔尖顶上落入了十八层地狱。 　　看着这张照片，他在想什么?那一定是卿卿我我甜蜜地爱抚，亲亲热热忘情的拥抱。看看他现在这副样子吧，连叫化子都不如，叫化子还有讨饭的自由呢!三年被断绝音信，还有什么希望吗? 　　我黯然神伤地把本子还给了他，物伤其类，同病相怜啊!所以不管他怎样掩饰，我经常从他的眼神中看到愤懑和仇恨，尽管他后脑平平，我却始终感到他脑后的反骨要顶了出来。 　　C君每天夜里写检查，隔两天批斗一次。每夜负责监视他的人越来越不耐烦，开始怨声载道。这一个小时的觉，对每个人来说那都是太宝贵了。十天过去了，管理组找我们去汇报，问起C的情况，我们都说C最近表现不错，夜里是否可以不用值班看守，叫他自己写就行了。管理组同意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可以多睡一个小时了。 --------------- 他杀(4) --------------- 　　夜里大家上床睡觉以后，C君便很自觉地把灯线放长，将电灯尽量放矮，然后用报纸蒙住。一个小时以后，他再将灯熄灭，自己上床睡下。实行了几天，相安无事，我们已经准备向管理组请示，解除对C君的处罚，不必再写了。他也确实承认了攻击毛泽东思想，认识得也差不多了，当然在他的改造记录上已多了一条反改造罪行。还没来得及请示，出事了。 　　这天夜里我们都忙着准备上床睡觉，C君一反常态，并未坐下写交代材料，而是站在那儿仰头望着电灯发愣。组长S君说了一句：“你发什么愣?还不快写!”只见他匆忙解开系着扣的电线，把灯放低，蒙上报纸。疲惫的犯人们不用四五秒钟便都鼾声如雷了。我几乎睡死过去，突然一声呐喊：“打雷啦!”把我惊醒。听听，并没有声音，我以为自己在做梦，一合眼又睡着了。又是一声呐喊：“打雷啦!”又把我惊醒，我听出是我上床的w君喊的，我以为他在做梦，便也喊了一声：“你叫喊什么?睡觉!”我困得连眼都睁不开又睡过去。 　　喊声再次把我惊醒的时候，我知道既不是我做梦，也不是w君做梦，好像有点儿什么事了。w君天生的说话结巴，北京人叫“结巴磕子”。他喊叫的声音已经变形了，惊恐而凄厉。 　　“这你……你……你用冰……冰凉的手摸我干什么?” 　　我完全想不到出了什么事，他又喊： 　　“这……这你……要干什么……郭宝昌……郭宝昌!” 　　他突然大叫我的名字,我依然一无所知，也大叫着： 　　“怎么了?怎么了?我在这儿!” 　　我想侧头向上看他，忽然觉得眼前有个什么东西，您经历过真正的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吗?那就是说把手伸到眼前一寸距离仍看不见，这天夜里就是这么黑。我忙伸手向前，立即触到了什么东西，真把我吓坏了。我床头旁总放着一张小方凳，用来放衣服杂物什么的，怎么会立着什么东西呢?再摸，分明是两条腿。 　　我惊得大叫：“谁?” 　　只听上面瓮声瓮气地说：“我!”这分明是C君的声音。 　　我忙问：“你干什么呢？怎么站在这儿?” 　　他说：“没干什么。” 　　这时w君又狂叫：“起来!起来!你……要干什么?” 　　出事了，我忙伸手向枕头下拿手电筒，居然不见了。 　　我边摸边说：“哎?电棒儿哪儿去了?电棒呢?” 　　我想照个亮看个究竟。只听“咚”的一声，C君从方凳上下来了，说了一声：“在这儿。” 　　顺手把手电筒扔给了我。天呐，我睡得有多死，他什么时候从我枕下拿走的手电筒，我全然不知。我立即开了电筒照去，实在过于恐怖了，只见C君两手握着两圈电线，每只手中都有一根裸露着头儿的电线，直伸向前方。他向我伸来，吓得我三魂出窍，闪电般地向后缩到床角，将右腿直直地伸出大叫： --------------- 他杀(5) --------------- 　　“你再往前走我就踹你!” 　　C君止步了，上床的w君狂喊： 　　“起来，起来！开灯!” 　　不知是其他人都睡死了，还是已经醒了不愿管闲事，毕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听到连续的喊声这才翻身坐起，几只手电筒的光同时射向C君。只见他非常镇定地走到屋子中间，突然两手分别捏住两个裸露的电线头，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 　　邻床邮电学院一个小子大叫： 　　“不好!自杀!” 　　一下子从上床跳下来，抄起一条板凳把电线一挑，电线头儿从C君手中脱出。组长已去开灯，拉了几下都不亮。大家忙把手电筒光射向灯头，老天爷!灯泡已被拧下，两根电线接在灯头上。组长忙将电线拉下，接上了灯泡儿，大家一看，全傻了、懵了、惊呆了，每个人的床头都立着两根狰狞的裸露的电线头。 　　C君醒了，慢慢地从地上爬起，用力地搓着两只被电打得乌黑的手，低着头缓缓走到床前一坐。这是要把我们所有的人全杀死，V君怒不可遏地冲到C君面前狠狠地说： 　　“蛇蝎心肠!你想把我们全杀死?” 　　说着抡圆了胳膊左右开弓足足打了十几个嘴巴。C君不躲，也不反抗，低着头一声不吭。 　　我和组长立即跑去管理组报告，敲了半天才从屋里传出一个极不耐烦的声音。 　　“干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大C杀人!” 　　“谁死了?” 　　“没有人死。” 　　“没死叫我干什么?睡觉去!” 　　我与组长面面相觑，难道死了人他才出来吗?可再也不敢叫了，只好无奈地走了回去。屋里的人都紧张万分地眼巴巴地望着我，问我怎么着?我说“睡觉！”您琢磨琢磨，还有人敢睡吗?就是敢也睡不着啊!看着C君庞大的身躯，就像个大定时炸弹，还睡觉？大家都坐着没动，满地满床头拉的电线，叫人看着就瘆得慌。为了保持现场谁也都没动，干坐着也不是事儿，越坐越发瘆，可谁也没话，说什么呀?于是，组长带着大家读“语录”，屋里一有了声儿，气氛就显得稍微松弛了一点儿，很快一本“语录”念完了，再念一遍，又完了，再念，三遍已过，离天亮还早着呢，也就两点来钟吧。 　　我起身说上个厕所，没想到忽拉一下子全起来了，都要去厕所，这才看出大家的紧张情绪一点儿没松，谁也不敢一个人出去上厕所，太黑很恐怖，谁也不愿意留下来守个定时炸弹，什么事都会发生。我说你们先去吧，几个人赶羊一样地出去了。我单独面对C君，心中说不出的伤感，便问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啊?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他们回来了，我又出去，尽管有电筒光，仍很可怕，总觉得黑暗中会窜出个人或什么东西。 --------------- 他杀(6) --------------- 　　回到屋里整个儿一大眼儿瞪小眼儿，w君更是神不守舍、惊魂难定。原来他说打雷是C君把两个电线头捅在他的两个太阳穴，他被电激醒，以为打雷，他晃来晃去便有了“用冰凉的手”按他的头。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是一种什么心理,几十年了我也没想通。邮电学院那小子忽然撇着嘴十分不屑地说：“这样子是杀不了人的，杀不了。人一动线头就会离开，假如先把地线拴在脚趾上，再用另一头……”说到这里突然他不说了，他看见我正惊讶万状地瞪着他,别人也都扭过头来瞪大了眼睛看他，他忽然摆摆手说“不说了不说了”，大家都拿出“毛选”假模假式心不在焉地看起来，我仍万分不解地瞪着那小子。他又忽然抬头向我说：“郭宝昌，你不要老看我，你是不是以为我要杀你?不不，我不会，我不会杀你，不用害怕，我真的不会杀你。”可他说不杀我比说杀我还要可怕。这都叫什么事儿啊?都怎么了?人已经完全变异了，人性已经完全迷失了，人与人之间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来?! 　　看“毛选”一直看到了天亮，C君坐在床上始终一动未动，只做着一个动作，不停地搓着自己乌黑的手。 　　管理组的人终于懒洋洋、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笑眯眯地问出了什么事?我们指着满屋的乱电线向他讲述了夜里发生的事，他说上午不用出工了，每人把详细经过写一份材料。他把C君带走了。叫我们继续保持现场。 　　一个小时后，材料都已写完，别的监舍的人都跑来看稀罕，又闹哄哄地出工去了。管理组的人带了两个公安局的人来，挨个询问我们并做了笔录，而且画了现场图，说不必保留了。这才把乱线收起。管理组的人仍笑眯眯地说C已说了，从w杀起，先w后郭，那就说的是我，我是第二个，然后按次序一个不落地全杀死，再自杀。果然如此。小个子V君忽然问：“这我们要死了怎么算?”管理人员似乎没听明白：“什么怎么算?”V君说：“我们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敌人做斗争才被杀死的，我们还是反革命吗?”管理人员又是反问了：“那你们是什么?”V君说：“我们死了，至少给我们摘了反革命的帽子吧?” 　　管理人员冷笑一声说：“你们死了，不过是臭块地!” 　　C君出去以后我们奉命搜查他的东西，在那个小本子里夹着一张C君写的绝命书，没有那张照片，是否和我一样也吃下肚去了?原来他父母早亡，是姐姐把他带大的。姐姐在福建。 　　绝命书上写着： 　　“姐姐，我活在世上，除了给你增加耻辱以外，再没有别的了。” 　　只有这么一句话。 --------------- 平反(1) --------------- 　　我自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入劳改队,到一九六八年底整整四年。中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乱了套，这批“反革命”大学生成了无头公案，刑满释放也是遥遥无期。命运肯定是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糟糕的是，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居然不得而知。你表现好不好，跟你能否放出去，毫无关系。 　　所谓“管理组”，也仅仅是个管理机构，早已不能决定我们的命运。他们惟一能决定的是随时可以揪出一个人来批斗，那当然权力也不小，专政机构嘛!所有犯人的思想陷入了极度的灰暗之中，忍受着残酷的精神折磨。大家都特别关注“文革”的进展情况，希望混乱早日结束，至少有一个可以决定我们命运的人或机构，告诉我们：我们目前的真实处境、我们刑期还有多久、我们的未来由谁负责。没人相信已宣布的“无期徒刑”，镇压犯人的手段而已。随着各派的“大联合”，“革委会”的相继成立，似乎乱得好了些。下边会怎么样呢?难道没有一个部门还能想得起我们来吗? 　　又是一个严冬，南口的气温要比北京低四五度，土地硬得像水泥地，一镐下去只是一个白点儿，不到半小时，我们便大汗淋漓。有几个人，当然有我，居然在数九寒天脱光了膀子干活儿了。干活已经是我们排遣忧愁的惟一的好办法了，一天干下来，浑身松快。收工了，当我们排着队走回监舍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一辆大卡车扬着尘土停在了我们监舍前，雄赳赳地从车上跳下了十几位男男女女的革命小将，红臂箍上分明标着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一下车便大吼：“北大的学生，收拾行李，上车!”“北大”是揪出反动学生最多的学校(北京高校中只有清华大学没有。据说是蒋南翔校长抵制了，这在“文革”中成了他的一条罪行)，这里一共有六个。 　　这六个人诚惶诚恐地进屋收拾行李，根本不知出了什么事。收工回来的人没一个人进屋，都远远地站着看，眼神中充满了惊奇和困惑。这天管理组正好没人，好像是进京开会去了。这更奇怪了，不跟管理人打招呼就把人带走？红卫兵，没人敢惹啊。六个人拿着行李磕磕撞撞地出来了，看得出都是满头雾水。他们被赶上车，卡车呼啸一声扬尘而去。 　　人们乱了，开始进行各种猜测：有的说这是揪回学校批斗；有的说这是转回学校劳改；也有人说咱这劳改队大概要散了。 　　这时只见一位管理组的人，气喘吁吁，满头大汗飞奔而来。见我们都站在门口便吆喝着叫我们进屋去，并说吃完晚饭全体集合。很明显，他从外面跑进农场的时候神情十分慌张。 　　晚上开会时，管理人员声色俱厉地说，他在公路口遇见了那辆卡车，拦住一问才知道是把六个人揪回去批斗——斗完了还要送回来。可现在有人在搅浑水、煽阴风、造谣传谣，说什么劳改队要解散，这是破坏改造。你们必须认真改造，好好劳动，否则的话决不姑息!大家听了以后不能不信，可又不相信!这么大的事管理组会不知道?既是斗完了还送回来，干嘛叫他们把行李全带上?终是满腹狐疑，但不敢再议论了。 --------------- 平反(2) --------------- 　　第二天出工，正在干活儿，忽然管理组来人叫航空学院的马上回去，大家又是一愣。难道又是来揪回去斗吗?第三天矿业学院的又被接走。说出大天来也没用了，哪儿那么巧?几个学院同时揪回去斗?肯定有事！但谁也不敢(倒不是不愿)想得太好。扑朔迷离，如在十里雾中。早上出工便有人丢着眼色唱起了样板戏：“这几天多情况，勤瞭望，费猜想，不由得心潮起伏似长江……”大家无不会意，真是费猜想啊! 　　第五天出工，工间休息时，一北师大的天津籍学生走到我身旁捅了我一下，然后大声说：“撒泡尿去!”我知道他有话要说，忙随他下到一个沟底。看看四下无人，他立即塞给我一封信，是“北大”来的。打开一看里面，我简直不敢相信，是那个用电线杀人未遂的C君。信中写道：我已回到学校，受到工宣队和红卫兵的热情欢迎，亲热地称我“同志”，昨天在天安门还参加了反美大示威……天呐，天!这不变天了吗？他怎么从反革命杀人犯一下子成了革命同志了？这还有谱没谱？天津哥们儿兴奋地说：“到头啦!回家啦——”这次已经不是谣言了，消息传开，人人振奋，个个翘首以待，盼亲人“红卫兵”来解救我们。管理组的人不那么神气了，也客气了许多。 　　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接走，每天都有信来。矿业学院一小子来信说：“我自由了。你们怎么样?南口风大小心闪了舌头!”也不知是什么意思，狗屁不通。 　　过了元旦，劳改队没剩下几个人了，我慌了，怎么不见电影学院的人来接我?真是望穿秋水不见伊人之倩影。我沉不住气了，跑去管理组问。一个人居然说：“你们学院的人说了，不管你了。”这犹如晴天霹雳。我惊恐地问那我怎么办?他阴阳怪气地说那我们也不能老陪着你，凡是没人接的，一律送到“四类分子劳改队”。这就意味着我将万劫不复，那不只是十八层、那是十九层地狱啊!我陷入绝望之中。 　　同舍只剩下电力学院的一个和“师专”的两个，我们都将面临着进“四类队”。几个人如热锅上的蚂蚁，绞尽脑汁，一筹莫展。谁知第二天去食堂的路上，我忽然看见管理组门前停着一辆“罗马”吉普，正在擦车的竟是我们学院原来给院长开车的司机。眼睛顿时一亮，狂喜使我的心“怦怦”乱跳，我忙冲上前招呼。他抬头一见是我，竟吓得不敢搭话，忙又低下头擦车。我很尴尬，向和我一起去食堂吃饭的电力学院的Y君说，这是我们学院的司机，肯定是来接我的。他叹口气说:“又走一个，我完了!”我们俩站在食堂里吃饭，管理组的人匆匆走来，我激动地望着他，这是叫我来了。谁知他竟向Y君说“电力学院的接你来了”，我大惊忙问：“错了吧?是电影学院吧?”他把眼一瞪说：“电力学院!” --------------- 平反(3) --------------- 　　我如掉进了万丈深渊，眼前直发黑。Y君走了，兴奋不已。这不可能!我不死心，这太离奇了，我又奔向“罗马”吉普，不管司机理不理我，焦急地问：“师傅，你调到‘电力学院’啦?”他惊慌地头都没抬地“嗯嗯”了两声。完了，彻底玩儿完!认命吧，天杀我也!我失魂落魄地回到监舍。刚刚坐下，只见Y君气急败坏地走进来说：“×他妈的!电影学院!叫你呐!”我已经顾不得高兴了，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一进管理组的门，一个胖胖的中年人立即站起向我伸出手。 　　“郭宝昌同志，我是学院工宣队队长老王，我来接你回去。” 　　“同志”!这个称呼实在是久违了，这不是习惯性的随便叫一下吧?而且这工宣队的手是可以随便握的吗?在我常年受到非人待遇的时候，这善意的表示我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我惊诧地、胆怯地握了一下他的手。 　　“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咱们马上走。” 　　这温馨的声音像在云外，像从天上飘来。我跑回监舍，没什么可收拾的，用凉席把烂被子烂褥子一卷完事。 　　当我把行李扔上吉普车的时候，一件令人揪心的事发生了。一个女孩子端着饭碗匆匆跑来，停在了管理组门口，神色惶惑地望着我。这是果树四大队的一位革命女职工，两年多来她特别照顾我，每次到劳改队要劳力的时候，她准点我。她没有把我不当人，她是我在劳改期间惟一使我感到人的温暖的人，使我感到人间还有同情，这曾极大地鼓舞了我生的欲望。有时她过分地关心，经常使我慌乱，使我心颤，使我恐惧。我是什么?我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感激她，喜欢她，但从未有过任何非分之想。她呆呆地望着我，我感到所有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俩，我慌忙上车，深深地低下了头。 　　车子启动了，我一抬眼，她仍呆呆地站着。车到农场门口要拐上公路了，我再看，她仍呆呆地站着。再见了，好姑娘，我谢谢你、会记住你，但我的心已不在农场，已经飞向了北京，飞向了学院。 　　一路无话，我想象着回到学院老同学们的笑脸，热情的问候；想着我该说些什么……车行至北太平庄，终于看见了街道、看见了马路，再往前走就是电影学院了，我的泪水突然夺眶而出。工宣队长望了我一眼，我忙扭头擦去眼泪。进了学院，车停在中楼门口，工宣队长下车仰头大叫：“王师傅!郭宝昌回来了!”二楼窗口立即探出一个花白头发的人，这就是王师傅了。他下了楼还带着两个人，我一看竟是原来字幕车间的张老师和实习处的刘老师。我忙叫老师，两人却惊慌地低下头去拿我的行李，我忙上去抢，我怎能享受这种待遇?但王师傅却厉声说：叫他们拿!我惴惴不安地跟着两人走进北楼，竟然一个人也没见到，更不用说老同学了。 --------------- 平反(4) --------------- 　　整个儿学院冷冷清清、死气沉沉。我被带进了一间由厕所和洗澡间改造的“牛棚”，这里关的是“全托”的现行和历史反革命，加上我共六人。那两个拿行李的老师也在其内。 　　所谓“全托”，是借用了托儿所的名称。每晚家长把孩子接回家的叫“半托”，不接而住宿过夜的叫“全托”，我们这六个人是不准回家外出的。 　　我还没缓过神儿来，王师傅又把我带走交给了工宣队的副队长，并把我带到了“黑帮”班。 　　这是一个我们原来上课的教室，一进门，我就傻了：两长排桌子，坐在那里的上自院长、书记，下至导演系、表演系的老师，满满一屋子。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望着我。副队长宣布，我今后就在这“黑帮”班里参加学习。我按指定座位坐下了，我旁边坐的竟是我原来的班主任汪岁寒。他很惊慌，不时偷看我，忽然他低声向我说：“我没整你，我没整你!”谁问他了? 　　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一走进食堂，忽然一声怒吼吓了我一跳。 　　“站住!” 　　一个我不认识的学生(应该是在我劳改后才入学的)凶巴巴地指着我。我站住了，他走过来，立即围上了很多学生。 　　“低头!” 　　这我很内行，很习惯，立即便找到了在劳改队的感觉。 　　“告诉你郭宝昌，从现在起，你不许和任何同学说话，不许外出，不许写信，不许打电话，必须老老实实交代你的问题，听见没有?” 　　我说听见了，我的所有美好的想象，当即灰飞烟灭。回到“黑帮班”我已是万念俱灰。突然走进三个军人，后面两个一看就是跟班儿的，前面的人是军宣队长。他背着手边走边依次问了几个人的认罪情况，又走到一位导演系老师前，这是中外知名的大导演啊。队长问：“你是××吧?”××立即毕恭毕敬起立站得笔直答曰：“是。”又问拍过什么片子?答曰××片，××××片。再问你对自己的罪行有什么认识?啊!××真是条老汉子!他竟然说：“我拍的××片、××××片子，我不认为是毒草!” 　　这不找死吗?奇怪的是队长什么也没说，又走到我面前看了看问你是新来的?我也忙站得笔直回答是。又问你是郭宝昌?我说是。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扭身走了出去。工宣队的副队长又大声宣布：“郭宝昌和你们不一样，他只在班里参加学习，不参加发言，你们管不着他!” 　　不一样?这是什么意思?是“性质”不一样，还是具体问题不一样?那时凡能管我的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会十分敏感地引起我的猜测和分析。想来想去这“不一样”当然是“性质”，“黑帮”班里的人都是“半托”，每天可以回家的，而我是“全托”，不折不扣的“反革命”! --------------- 平反(5) --------------- 　　同“牛棚”的六人中除那两位老师外，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孙教授，曾任国民党高官，还有一位是老右派，在“文革”中跳楼自杀未死摔断了腿，抗拒专政，也关在这里。还有一个总务处的，太恶心了，是“鸡奸集团”的首犯，且多次猥亵少女。怎么什么人都往这里关?太不讲究了。当然，无论什么人，关在这里头的都是“狗屎堆”，这是错不了的!还讲究什么? 　　躺在床上我睡不着，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早已回学校的“反革命”全都没事了，杀人犯都参加反美大游行了，而我还关在这儿?为什么工宣队长已经和我握了手还口称“同志”，我还是“反革命”?只想得我头痛欲裂才昏昏睡去。突然一声炸雷把我惊醒，我惨叫着猛然坐起，满身大汗。灯亮了，张老师忙冲过来紧紧地抱住我说：“别怕别怕，没事儿，是工宣队的敲门，每天夜里要查房。” 　　门开了，几个工宣队员走进来，见我惊恐的样子问出什么事了?张老师说没事，大概是做噩梦呢!工宣队走了，我才把一个月前劳改队发生的杀人事件说给张老师听。那天夜里的惊吓，不光是我，w君在离开劳改队以前几乎每夜都从梦中惊醒惨叫着坐起。我直到十几年以后才渐渐去除掉这个“恶习”，在下干校时，多次把同学惊醒，大家都不愿和我住一屋。结婚以后，我老婆经常被我吓醒。几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每年我也至少做两到三次噩梦，只是不惨叫了。现在打官司，有一种叫“精神赔偿”，很多人不理解，精神有什么赔偿的?但我深有体会。当然，我现在也不会要求什么“赔偿”，也不可能“赔偿”，真正赔偿起来的话，整个中华大地非把咱们国库赔空了不可! 　　第二天是星期日，“半托”的都回家了，“黑帮”班只剩了我一个人，我把自己的疑问告诉了工宣队副队长，他叫我别着急，有些问题还没闹清楚，会有人找我谈话的。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不清楚?最滑稽的是，忽然被劳改队释放回校的航空学院的P君来找我了，说要请我吃烤鸭。我觉得近似胡闹，还烤鸭?我这儿还是“黑帮”班呢!他不客气地质问副队长，所有人都没事了，为什么还把他关起来?P君走后，我说这回你看见了吧，都没事了。副队长说五年都过来了，你还急这几天? 　　接着，有人找我谈话了。我被叫到工宣队办公室。里面竟坐着原来我们班的一位老同学，毕业留校的，正满脸杀气地望着我。三问两问我才清楚，问题依然纠缠在我为“反动集团”翻案的那百分之九十九，这差点儿要了我性命的百分之九十九啊!我老老实实说明了我当时的想法，为什么那样做。他恶狠狠地说:“你不老实”!我说当时的形势险恶我没有办法。他咄咄逼人地问:“你是不是不老实?!”我说我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如此。他厉声厉色地问：“说，是不是不老实?”我无奈地低下头说是。 --------------- 平反(6) --------------- 　　那真是屈辱啊!怎么一点儿同窗之谊都没有了呢?逼人忒甚了啊!他勒令我回去重新写交代材料。至少我算知道了继续把我关起来的原因。我写好材料交上去，此后隔三岔五便有人把我叫去提出一些新问题。我便一份一份地写。余下的时间则要劳动。我和张老师负责打扫校园和厕所，这些活儿对我来说简直就不叫活儿。只是遇见老同学，脸上十分难堪，特别是表演系的女同学，便觉得还不如在劳改队脱光膀子抡大镐。只有在打扫厕所的时候，张老师无论如何不叫我干，他刷，只叫我站在旁边看。我怎么抢着干也不行，他说：“你是少爷，哪儿能干这种活儿!”都什么年月了?还“少爷”呢!张老师，真是菩萨心肠啊! 　　同“牛棚”的孙老师更叫我难忘。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冒着严寒去户外跑步、锻炼。我由于羞见同学，则始终龟缩在“牛棚”内。一天他忽然问我为什么不出去锻炼?我说太冷，他十分严肃地说什么太冷?你原来在学院是运动场上最活跃的人之一，现在怎么了?是不是不好意思见同学?孙老师真厉害，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小心眼儿。他说：“挺起腰板儿来做人，问题总会弄清楚嘛!走，跑步去!”我跟着他去跑步。 　　操场上人很多，有很多学生也在锻炼，我昂着头，任人去看，居然还有两三个人和我打招呼。顶着西北风跑得满身大汗，孙老师又带我去洗澡间冲澡。好家伙全是凉水，早上哪有热水，孙老师“哗哗”地冲上了，北京的水夏天都乍手，甭说冬天了。冲了一下我就逃了出来，我说：“孙老师，跑步可以，这洗澡就免了吧!” 　　就这样，提审、写交代、劳动、跑步，过了一个多月，王师傅把我叫去了，脸色很难看地说，你交代的差不多了。我们审查了你在劳改队的表现，你怎么搞的?在劳改队还散布反动言论?我先是一愣，不知从何说起，坚决地说不可能。他愤愤地拿起一张纸拍在桌上，说这是什么?六条呢!我看了一眼便明白了，是劳改队的“战友”们揭发的，而且由于我很少说话，是他们挖空心思揭发出来的。我笑着说您看看都是什么反动言论。他这才注意看，并念出了一条儿：“郭宝昌极其恶毒地说‘打到了媳妇揉到了面’，猖狂地提倡封建社会的‘打老婆’。” 　　王师傅也笑了，说这叫什么反动言论?我忙说，一百多个人里我是最少的，才六条，您去外调一下、查查别人，最少的三四十条，多的一百多条。他恍然大悟说：“我说呢，这上边儿连公章都没盖，是你们狗咬狗吧。这不算数!”我忙不迭地说：“对对!狗咬狗，狗咬狗!”我这是把自己骂成狗啦，狗好啊，不管咬人和被咬，都是狗，是不算数的!王师傅的脸色立即缓和了，把那张纸扔到了字纸篓里说这不能进档案。他权力真大!我才知道，我的档案不是纸袋卷宗，而是麻袋!大概是全国之最了，能装一百一十八斤大米的麻袋，满满一麻袋。除了拿出了这一张以外，这“麻袋”整整跟了我十五年。王师傅叫我下午再来有重要事跟我说。我心里又打鼓了。 --------------- 平反(7) --------------- 　　下午走进去一看，除了王师傅，还有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小姑娘，表情都很庄重，很严肃。王师傅说：“经过审查，现在由‘反革命专案’组组长×××，向你宣布处理意见。”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前几天我刚和“黑帮”班的一起参加了一次全院大会，一个老师被宣布解放，一个老师被升级逮捕，一个女老师被当场揪出，立即押上台坐了“喷气式”。我会怎么样呢?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王师傅叫那个女组长宣布，不知为什么那姑娘扭扭捏捏地非叫王师傅说。王师傅很不满，说这是你们组的事，当然你宣布。姑娘好像很不好意思，抬头看了我一眼，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低下头笑得不行。我没觉得有什么可笑的事，确实没有，这位显然是从工厂来的小姑娘怎么了?我十分困惑地望着王师傅，王师傅十分严厉地说：“笑什么?!挺严肃的事儿你笑什么?快说!”此时我已紧张到了极点，快说呀!姑娘终于忍住了笑，又坚持了一下，这才抬起头，可刚一看我突然又忍不住“咯咯”地笑起来，比刚才笑得还厉害，并说：“王师傅，还是您说吧!”笑得直不起腰。 　　王师傅一脸的苦相直嘬牙花子，更为严厉地说：“不许笑!你们组的事当然是你说，快点!”我快急死了，姑奶奶，姑祖宗!我这儿等着呐!姑娘强忍住笑，酝酿了一下情绪，似乎比较有了可以不再笑的把握，才板着紧绷的不笑的脸半抬起头，她一直没敢看我。我一直纳闷，我的模样很可笑吗?还是她觉得自己扮演的角色很可笑。她突然迸出一句话：“你没事儿了!”话音一落，竟然捂着肚子“哈哈”大笑起来。王师傅看着实在不是个事儿。便忙把话接过来：“好了，郭宝昌，宣布完了，你没事儿了。” 　　我半天没醒过味儿来，“没事儿了”是什么意思?这是结论吗?这叫结论吗?也不在公开场合宣布?也没个盖章的文件结案?什么“没事儿了”?王师傅说你是个学生，学生问题用不着公开宣布，也不用文件，反正没事了。 　　我依然迷惑，难道我可以和别人说话、写信、打电话、一个人外出了吗?王师傅不耐烦了，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会闹不明白?“没事儿了”就是“什么事儿都没了”!难道我外出可以不请示、不招呼，回来以后可以不汇报?这些年我外出回来都要详细汇报，几点到几点几分都干了些什么、见过谁、说了些什么，以供管理人员去查对。这都不用了吗?王师傅摇摇头说你快成傻子了，你没事了，你自由了，你爱上哪儿上哪儿！我终于弄明白了。 　　不过这也太儿戏了吧?且不说宣布的过程很儿戏，就事情本身也太儿戏了，狂风暴雨、疾雷闪电、刀枪剑戟、劈杀抡砍，整得我六佛出世、九死一生，嘻嘻哈哈一句“没事儿了”就完啦?这能算数吗? --------------- 平反(8) --------------- 　　王师傅又亲切地问我多少日子没回家了?我说三年。又问家里还有什么人?我说妈妈。他说回家看看吧，看看你妈。我竟突然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我竟然看见那小姑娘也在擦泪，她不笑了，从桌上拿起一张“毕业生登记表”给我，叫我填写好交上来，然后与同学们一起下干校，顶多劳动两三个月就和同学们一起分配工作了。 　　我知道，我已经彻底“平反”了。 　　我最急于想做的，就是上街，享受一下没人管的滋味，享受一下“人”的滋味，享受一下——自由。 　　我带上我的全部财产二十二块钱上街了。走到电影学院门口，我犹豫了，可以出去吗?就这么走出去?太嚣张了吧?真没人管?我看看传达室，里面有俩人聊天，看都不看我，我壮着胆子走出校门。我突然感到一声怒吼：“站住!”我急忙站住了，忙回头看，一个人也没有。我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可越走心里越嘀咕，后边肯定有人跟踪，有人监视，我不敢回头。当走到新街口豁口时，我沉不住气了，猛然冲进一条横胡同，像个地下工作者；十几秒钟后，我又突然探出身向后看，想叫跟踪我的人措手不及、猝不及防、无法躲避。可后面没人。只远远的有几个行路之人。我心里踏实了，大步向新街口走去，我不坐车，我也坐不起车，我要回家，我要一路走回家。我要看北京，看北京的街道，看街道的每一尺每一寸，太好看了。 --------------- 我自由了。 --------------- 　　三月中旬我和同学们一起下干校，来到张家口地区腰占堡四六一九部队干校，谁也没想到这一去又是四年，期间经历抓“五·一六”运动，我因整天下棋，讲故事，继续散布反动言论而再次被揪斗。每天八小时九十度弯腰撅屁股挨斗。这时我才知道，我根本就没“平反”。有个人曾很凶地指着我说：“你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你以为你是革命群众了?你还是反革命!你的材料全在你档案里，你的行为就是破坏抓‘五·一六’运动!你要觉着在这儿不舒服，我给你换个地方?把你再送回去!” 　　我重新失去自由，重新受到监视，又是写不完的“认罪服罪书”。 　　一九七三年干校解散，我被分到广西，我的性质属于“‘帽子’拿在群众手中”的反革命，只要不老实，可以随时再把“帽子”给你戴上。我在广西电影制片厂终于熬到了打倒“四人帮”。 　　一九七八年，全国“右派”平反，我蠢蠢欲动，借上京出差的机会，我伸冤告状。身边所有的朋友，包括在劳改队的战友，都好心地劝我别闹了，你现在可以了，都当了副导演了，还要怎么样?这已经是万万人之上了，再闹，弄不好还要倒霉!我不服，与其这样窝窝囊囊地活着，还不如再进劳改队，还能怎么倒霉?决不苟活!我相信新政权。于是我给市委、给文化部、给学院、给中央，全写了告状信。 　　一九七九年初，电影学院终于派人来到广西找我。这人是人事科新来的，我不认识，他说经审查，我们班“反动集团”一案纯属“冤假错”案，决定要平反，叫我重新写澄清材料。经过半年的周折，冤案终得平反，重新发给我“毕业证书”。 　　我成了全国上学之最：一九四六年入小学计六年；再入中学，计七年；入大学，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九年计二十年，共计学历三十三年。 　　我的“平反”日期永远定格在了“毕业证书”上： 　　一九七九年七月！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393274655】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